李庄是一个依山临水的小村子，滔滔滚滚的长江水日夜从村边山脚下流过。史语所在山上安营扎寨，营造学社则安顿在山下一座农家院落。营造学社的办公、住宿，思成、徽因的家都在这座农舍里。
这座农舍有一个大院子，院子里有几间构造十分简单的平房。房子的墙壁是用篾条扎成骨架后，在两面再抹上一层泥。最大的一间屋子当做工作间，里面摆了两排用木板钉成的简易工作台和几排条凳，供营造学社的人员画图、写作之用。大屋子的对面是三间小房间，其中一间是三个年轻的研究人员——莫宗江、刘致平和陈明达的卧室，一间是个小仓储室，还有一间是女佣的房间。从一条狭窄的走廊穿过去，就是思成、徽因的家。一共三间房，宝宝和外婆住一间，徽因和思成住一间，另一间是书房兼小弟的起居室。刘敦桢一家租了村里另一处民房。
他们回到了自然经济状态下的生活，这里几乎与世隔绝，和外界的往来联系全靠水上交通，生活条件比在昆明时更差。没有商店，没有医院，没有现代文明的气息，没有娱乐设施，没有任何地方可去。学社的这座院落，就是他们的全部活动空间。
到李庄不久，徽因就病倒了。
四川气候潮湿，秋冬时节阴雨连绵，加上路途的颠簸劳累，诱发了徽因的肺病。她这次病来势汹汹，连续高烧40度不退。
李庄没有任何医疗条件，思成这时在重庆为营造学社申请和筹集研究经费。得知徽因发病的消息，他用当月薪水买了些药品匆忙往回赶。尽管心急如焚，也要在水上漂流三天才能到家。
徽因病得很重，思成回到她身边时，她已烧得昏昏沉沉睁不开眼睛。无计可施的思成担当起了医生兼护士的角色，他学会了肌肉注射和静脉注射，每天给徽因打针。看到徽因咳喘成一团，嘴唇憋得发紫，半天透不过气的痛苦情形，思成的心紧揪在一起，从不信神的他，情不自禁地向冥冥之中祈祷：“神啊，请救救她，救救她吧！”
徽因一天天挣扎着，煎熬着，体温反反复复降不下来。宝宝和小弟放学回家，总是懂事地待在一边，不给大人找任何麻烦。外婆端来一盆清水，一遍遍地把湿毛巾搭上徽因的额头。思成默默地握着徽因的手守在徽因身旁，他隔一段时间为徽因量一次体温，仿佛这样可以减轻徽因的痛苦。
每当晨光透过窗棂，院子外的树丛中响起鸟儿的鸣噪，徽因的烧就会退一些。这时，她总是极力平稳着咳喘，生怕吵醒了娘和孩子。她目光中流露出对守候在身边的思成的心疼和歉意，但她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只有这时，思成才会松一口气，倒头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
徽因这次患病，起因还是上次犯病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和休养。战时艰辛的生活消耗了她的体力和精力，所以她这次病复发得特别严重。
从此，徽因再也没有像正常人一样健康地生活过。
如今，医学可以轻而易举地消灭人体内的肺结核病菌，但这只是近三四十年的事；在此之前，它是肆虐世界的不治之症。无数的人，包括许多能够深刻体察人类痛苦的最优秀的人——契诃夫、卡夫卡、高尔基、鲁迅……都因患上这种疾病在饱受折磨后死去。
春天到了，天气渐渐暖和了起来。尽管四川的天气仿佛总是湿漉漉的，但太阳毕竟一天又一天地升起。
徽因烧了几个月，一点一点地退了烧。她仍然十分虚弱，每天只能靠在被子上坐一会儿。长期的疾病使她失去了一向的美丽，显得苍老了许多。她消瘦得厉害，颧骨突了出来，双颊陷了下去，苍白的面容毫无血色，太阳穴处的青色血管清晰可见，那双晶莹的秀目没有了光彩。
不管怎样，徽因总算活过来了。思成因此而心怀感激。他毫无怨言地承担起所有家务，尽心竭力地照顾徽因。
思成让徽因朝着院子躺在一张帆布行军床上，这是家里唯一的一张软床。这样即使她不起身，也可以关照一些事情，还可以晒到太阳——在偶尔有太阳的时候。
随着战争的旷日持久，战时经济陷入半瘫痪状态。国统区物价飞涨，思成好不容易从教育部为营造学社申请来的经费，待变成每月领到手的薪金，已经贬值得如同一堆废纸。米、面、油及一切食品和日用品愈来愈贵，梁家的生活也越来越差。孩子们和李庄农民的孩子一样，赤脚穿着草鞋，衣服上缝着补丁，到冬天才能穿上外婆做的布鞋。一次，小弟不小心打碎了家中唯一的一支体温计，很长时间里，徽因就无法量体温，因为再也买不起也买不到一支体温计。
徽因胃口很差，吃得很少，一直十分消瘦。偶尔有人从重庆或昆明送来一小罐奶粉，就是徽因难得的高级补品。
外婆是福建人，不会做面食，思成学会了蒸馒头。当地只能买到土制红糖，思成把橘皮切碎和土制红糖一起熬制，戏称之为“甘蔗酱”，让孩子们抹在馒头上吃。有时实在没有钱用了，思成就得乘船到李庄附近的宜宾典当行去典当家里所剩无几的衣物。他和徽因的手表、派克钢笔等稍微值点钱的物品都这样被“吃”掉了。每次离家去宜宾，思成总是苦涩地开着玩笑：“把这只表‘红烧’了吧！”“这件衣服可以‘清炖’。”
思成的弟弟思永也在李庄病倒了。他也是肺结核病，病情与徽因非常相似。抗战前，思永曾主持过安阳小屯后冈及山东龙山镇城子崖的第二次发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他曾在第六次太平洋学术会议上全面总结了龙山文化，是中国考古界公认的近代考古学和考古教育的开拓者之一。
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山上，思成有时会上山去看望思永。他们在一起时，思成总是会想起，1931年，思永还不到三十岁，正在安阳小屯主持殷墟的发掘，自己专门跑到安阳去看这一考古界的盛事。那时思永调遣着一二百人的考古队员，上上下下安排得井井有条。那时他们多年轻啊！
如今，也不过才十年的时间，思永病倒了，徽因病倒了，他们是思成至爱的亲人，他们都病势沉重。而思成自己的老毛病这时候也犯了，阴冷的气候、艰难的生活使他的脊椎软组织灰质化的病情日益严重。他的背越来越驼，体质和精力下降得厉害，但他必须勉力支撑。
1941年的春天是个多灾多难的春天。
徽因的弟弟林恒在保卫成都的一次空战中，被一架日机击中头部而牺牲。林恒聪明而要强，1940年以全校第二名的成绩从飞行学校毕业。作为空军飞行员，他的飞行历史十分短暂，但他了结了自己的心愿——牺牲在对日空战中，消逝在无垠的蓝天里。
思成没有在当时把这个噩耗告诉徽因，他自己到成都去处理了林恒的后事。三年后，徽因才得知弟弟的死讯，迟来的悲恸仍令她肝肠寸断。她写了《哭三弟》，以悼念林恒和那些和林恒一样牺牲在对日战争中的年轻飞行员：
……
弟弟，我已用这许多不美的语言
算是诗来悼念你，
要相信我的心多苦，喉咙多哑，
你永不会回来了，我知道，
青年的热血做了科学的代替；
中国的悲怆永沉在我的心底。
……
你相信，
今后多少人的幸福要在
你的前头，比自己要紧；那不朽
中国的历史，还需要在地上永久。
你相信，你也做了，最后一切你交出。
我既完全明白，为何我还为着你哭？
只因你是个孩子却没有留什么给自己。
……
在这些贫病交加、凄清痛苦的晦暗日子里，他们所钟爱的古代建筑艺术、他们耗尽半生心血所从事的关于建筑史的学术研究成了照亮他们生活的星辰，这是他们为饱受蹂躏的中国能倾尽全力的事业，是他们寄托自己苦难灵魂的唯一支撑。
抗战以来，辗转数省颠沛流离的逃难途中，从北平带出的私人用品丢的丢了，当的当了，而战前思成和营造学社的同仁们到各地考察所得到的各种资料——数以千计的照片、实测草图、数据、大量的文字记录等等，他们却无论何时都带在身边，寸步不离。只有那些不便携带的照片底版、珍贵的文献、图册等，他们存放在天津的一家外国银行的地下保险库。谁想到1939年天津发大水，银行的地下室被淹，存放在那里的资料几乎全部被毁，这个消息两年后才传到李庄，徽因和思成闻讯后禁不住痛哭失声。
在李庄简陋的农舍里，他们摊开了那些用性命保全下来的资料。思成、徽因和营造学社的同事们决定，就在这里，就从这时开始，全面系统地总结整理他们战前的调查成果，着手撰写《中国建筑史》。同时，用英文撰写说明并绘制一部《图像中国建筑史》，这也是思成和徽因从留学美国时就埋在心底的夙愿。
徽因让思成从史语所给她借回来许多书，虽然不能像正常人一样活动自如，但她想，躺在床上也可以帮思成翻阅典籍，查找资料。她读了大量的汉代历史，想给思成研究汉阙、岩墓以帮助。她翻译了一批英国建筑学期刊上的学术论文，还准备撰写关于住宅建筑的论文。
在给费正清和费慰梅的信中，思成描述他们在李庄的生活：
……很难向你描述也是你很难想象的：在菜油灯下做着孩子的布鞋，购买和烹调便宜的粗食，我们过着我们父辈在他们十几岁时过的生活但又做着现代的工作。有时候读着外国杂志看着现代化设施的彩色缤纷的广告真像面对奇迹一样。……我的薪水只够我家吃的，但我们为能过这样的日子而很满意。我的迷人的病妻因为我们仍能不动摇地干我们的工作而感到高兴。
思成称徽因为“我的迷人的病妻”。尽管徽因长期卧病，尽管生活这样艰难，但思成对徽因的爱以及视徽因为自己的骄傲的感情仍然溢于言表。
徽因依在床上，靠着被子半躺半坐。这样，她可以看书，还可以垫着书写作。这些日子里，她对汉代的历史入了迷。有人来看她时，无论谈到什么话题，她都能联系到那个遥远的朝代去。她讲起汉代的一个个帝王将相、皇后嫔妃，就像在讲自己最要好的朋友一样熟悉。她把汉代的政治经济、礼仪习俗、服饰宴乐与建筑壁画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做了大量的摘录和笔记。她甚至想就这段历史写一部剧本。
夏天到了。长江水湍急而浑浊，前山后山绿成一片。
四川的夏天潮湿闷热，低气压的天气让人有透不过气来的感觉。
西南联大放暑假了，老金来到了李庄。老金瘦多了，头发脱落，视力减退。虽说从昆明到李庄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但十年来，老金已习惯了和思成、徽因一家在一起的生活。他曾对朋友说：“离开了梁家，我就像没了魂一样。”他跋山涉水来到李庄，只为了能和最亲密的朋友在一起待上一段时间。他的到来，给闭塞的李庄带来了外面的消息，给李庄的人们带来了西南联大老朋友们的问候，给思成、徽因和孩子们带来了友情和欢乐。
老金以他一贯的幽默大度及清晰的逻辑看待生活，他说：“在这困难的年月里，重要的是要想一想自己拥有的东西……人们将会觉得自己已很富有，同时人们一定要尽可能不去想那些必须购买的东西。”
老金在李庄也不清闲，他正在撰写他的又一部哲学论著《知识论》，此前，他在昆明刚刚完成了《论道》一书。每当思成和徽因一边讨论《中国建筑史》的写作问题，一边用一台老旧的、噼啪乱响的打字机打出提纲和草稿时，老金就安静地坐在工作间角落的一张桌子旁，开始了伏案著述。他曾对徽因和思成谈及写作《知识论》的构想，他说他研究《知识论》是为了解决英国哲学家休谟关于归纳问题的理论难点。在这部著作中，金岳霖对休谟和罗素进行了科学的批评，既吸取了他们哲学著作中的积极成果，也指出了他们的哲学中存在的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就成为金岳霖哲学著作的出发点。
思成写作《中国建筑史》需要绘制大量英汉对照并加注释的插图，这任务由他和莫宗江来完成。徽因则靠在床上翻阅“二十四史”和各种资料典籍，对书稿进行修改、补充、润色。
下午四五点钟，一天的工作告一段落。大家放下手中的事情，聚在林徽因支着帆布床的那间起居室里，一壶粗茶，大家一边喝一边聊，仿佛又回到了当年北总布胡同喝下午茶的时光。
在李庄，徽因和思成格外想念那些留在昆明的老朋友，他们大多在西南联大执教。徽因、思成常要求老金谈昆明的生活，谈他们共同的朋友。
那天，他们由飞涨的物价谈到昆明的各种食品，谈到徽因最爱吃的“过桥米线”。老金笑道：如今在昆明，教课的那点钱已是什么都吃不起了。一个月的薪金发下来，常常是两个星期不到就花光了。大家通常吃的都是白米饭拌辣椒，偶尔吃顿菠菜豆腐汤就算是改善生活。为了补贴家用，教授们只好变卖家中衣物，到了卖无可卖的地步，便出去打小工或做些手工活儿挣钱。中文系的闻一多挂出了刻章治印的招牌，清华校长梅贻琦的夫人跟别的教授太太一起织些围巾、帽子拿出去卖。梅太太年岁比别人大些，视力也不是很好，织得比较慢，大家就让她做做围巾上的穗子。后来，学校的庶务教她做上海式的米粉碗糕去卖。每天，由潘光旦太太在昆明郊区的乡下磨好七成大米、三成糯米的米粉，梅太太把米粉加上白糖和在一起，用一个银锭形的木模子做成糕。蒸熟后，取名“定胜糕”，就是抗战一定胜利的意思，然后挎着篮子到昆明冠生园去寄卖。卖糕时梅太太脱下旗袍，穿上蓝布褂子，只说自己姓韩。没人知道，这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堂堂名牌大学校长的夫人。
林徽因听着，眼里盈满了泪水。
她和思成认识梅太太，那是一位温良、娴雅的夫人。她想象着这些自己熟悉的人们的生活，再想想自己的生活，又想到无数中国人的生活，心中充满了无可名状的悲伤和感动。这混乱的世界该有多少未知的痛苦、有多少不为人知的眼泪啊！是怎样的信念在支撑着人们度过这些时日？应该说，所有的中国人经受的苦难都是为抗战献上的牺牲，就像闪烁的星星辉映了无边的夜空。
老金继续着自己的讲述。
西南联大成立后，学校的领导机构是清华、北大、南开三校校长组成的“联大常委会”。原定常委会主席由三校校长轮流担任，但北大校长蒋梦麟和南大校长张伯苓长期在重庆担任政府职务，所以联大的一应事务实际上都是梅贻琦先生在主持。联大师生见了梅先生都称他“梅常委”。
思成满脸肃然地感叹道：“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各有自己的历史传统和治校风格，经济条件也不相同。清华因为有庚子赔款，经济实力较其他两校强些。如今在战乱中联合办学，能够彼此团结，精诚合作，为国家保存实力，梅先生所为实属不易。”
他们在一起，常常想念北平，怀念北平的生活。离开北平才四五年时间，可回想起那时的一切，居然有恍若隔世的感觉。
一想到北平，他们的脑海里浮现出来的居然是种种熟悉的声音和气息：暑热天气，胡同里卖雪花酪卖冰的挑担人铜碟敲击出“锵锵”的声音；寒冬时节，剃头担子的铁夹发出“噔——噔——”的声音；还有黄昏时卖“酱豆腐、酱萝卜”的声音，天黑时“萝卜赛梨”的声音，半夜时卖“硬面儿——饽饽”的声音；赶大车的骡伕们“叭——叭——”耍鞭子的声音；春季的天空中“嗡——嗡——”放风筝的声音，冬季的狂风中驼铃“叮咚——叮咚——”缓慢而悠长的声音……
最深沉的记忆是这些从来不需提醒就会自己苏醒的记忆，最深刻的思念是这些和生命的过程融为一体的思念。
什么时候才能回到北平呢？他们盼这一天盼得心痛。
从美国到重庆，从重庆到宜宾，从宜宾到李庄，战时的邮路曲折而漫长。费正清和费慰梅的信经过三个月时间，终于到了他们手中。徽因、思成和老金喜悦地传阅着。在这里，每收到一封信，就像过节一样令人高兴。
徽因给费正清和费慰梅写回信那天，大队日本轰炸机正从李庄上空飞过。她写道：
……尽管我百分之百地肯定日本鬼子绝对不会往李庄这个边远小镇扔炸弹，但是一个小时之前这二十七架从我们头顶轰然飞过的飞机仍然使我毛骨悚然——有一种随时都会被炸中的异样的恐惧。它们飞向上游去炸什么地方，可能是宜宾，现在又回来，仍然那么狂妄地、带着可怕的轰鸣和险恶的意图飞过我们的头顶。我刚要说这使我难受极了，可我忽然想到，我已经病得够难受了，这只是一时让我更加难受，温度升高，心跳不舒服地加快……眼下，在中国的任何角落也没有人能远离战争。不管我们是不是在进行实际的战斗，也和它分不开了。
……我们很幸运，现在有了一个农村女佣，她人好，可靠，非常年轻而且好脾气，唯一缺点是精力过剩。要是你全家五口只有七个枕套和相应的不同大小和质地的床单，而白布在市场上又和金箔一样难得，你就会看到半数的床单和两个枕套在一次认真地洗涤之后成了布条，还有衬衫一半的扣子脱了线，旧衬衫也被揉搓得走了形而大惊失色。这些衬衫的市价一件在四十美元以上。在这个女佣人手里，各种家用器皿和食物的遭遇都是一样的。当然我们尽可能用不会打碎的东西，但是看来没有什么是不会碎的，而且贵得要命或无可替换。
思成是个慢性子，愿意一次只做一件事，最不善处理杂七杂八的家务。但杂七杂八的事却像纽约中央车站任何时候都会到达的各线火车一样冲他驶来。我也许仍是站长，但他却是车站！我也许会被碾死，他却永远不会。老金（正在这里休假）是那样一种过客，他或是来送客，或是来接人，对交通略有干扰，却总是使车站显得更有趣，使站长更高兴些。
……
徽因写好信，叫思成和老金过来看，问他们要不要给约翰（费正清）和维尔玛（费慰梅）写几句话。
老金看了徽因的信，接着写了几行附言：
当着站长和正在打字的车站，旅客除了眼看一列列火车通过外，竟茫然不知所云，也不知所措。我曾不知多少次经过纽约中央车站，却从未见过那站长。而在这里却实实在在既见到了车站又见到了站长。要不然我很可能会把他们两个搞混。
梁思成读了徽因的信和老金的附言，在信的末尾写道：
现在轮到车站了：其主梁因构造不佳而严重倾斜，加以协和医院设计和施工的丑陋的钢板支架经过七年服务已经严重损耗（思成因车祸脊椎受损，一直穿着协和医院为他特制的钢马甲），从我下面经过的繁忙的战时交通看来已经动摇了我的基础。
……
费正清和费慰梅在华盛顿收到了徽因的信，读着信，费慰梅哽咽得说不出话来。她难过，不仅仅因为信的内容，她觉得这封信所传递的信息比信的字面所讲述的要丰富得多。
信写在不同质地、大小不一的信纸上，这些纸不仅薄，而且发黄发脆。费慰梅猜想，也许这些纸是包过肉和菜，从街上带回来的。信纸上的每一小块空间都充分利用了，没有天头，没有地脚，甚至也不分段，字写得小而密集。最后一张只有半页，看得出，那余下的半页纸被裁下来留做别的用途了。这样一封信，封面所贴的邮票却贵得令人瞠目。可以想见，为了寄这封信，一定用去了徽因家一大笔开支。
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个问题。）
在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中，这是忧郁王子哈姆雷特一句著名的内心独白，这也是内心激烈冲突的人类永恒的内心独白。
林徽因从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借到了几张莎士比亚话剧的英语原版唱片，她听了一遍又一遍，其中大段的台词她烂熟于心，偶尔，她会清晰而富于激情地背诵起来，这时，思成和一双儿女就会高兴地鼓起掌来。
徽因精神好一些的时候，喜欢让女儿和儿子坐在床前，给他们背诵和讲解古诗词。她讲杜甫的“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讲陆游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讲辛弃疾的“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而全家最喜欢的是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这首诗无论谁起个头，大家都会一齐接着背下去：“……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背诵着这样的诗句，他们期待着这样的日子尽快到来，这是他们流亡岁月中从来不曾泯灭的希望。
徽因还给孩子们读罗曼·罗兰的《米开朗琪罗传》和《贝多芬传》。她读的是英文版，常常读一章讲一章。她特别详细地讲述米开朗琪罗为西斯廷教堂穹顶作画时的艰辛。她和思成去过西斯廷教堂，当她讲述这一切时，那铺满穹顶的“创世纪”仿佛又历历浮现在眼前。
读《贝多芬传》时，她对贝多芬耳聋致残之后肉体和精神的痛苦感同身受：“……当我旁边的人听到远处的笛声而我听不到时，或他听见牧童歌唱而我一无所闻时真是何等的屈辱！……是艺术，就只是艺术留住了我。啊！在我尚未把我感到的使命完成之前，我觉得不能离开这个世界。这样我才挨延着这种悲惨的——实在是悲惨的生活。这个如此虚弱的身体，些少变化就会使健康变为疾病的身体！……”
与其说林徽因是在读给孩子听，不如说是在读给自己听。这些传记中的人物，如同罗曼·罗兰所说：“（他们）并非以思想或强力称雄，而是只靠心灵而伟大的人。”“不幸的人啊，切勿过于怨叹，人类中最优秀的和你们同在。汲取他们的勇气做我们的养料吧；倘若我们太弱，就把我们的头枕在他们膝上休息一会吧。他们会安慰我们。在这些神圣的心灵中，有一股清明的力量和强烈的慈爱，像激流一般飞涌出来。”
战争、灾难、疾病和死亡蛮横地叩击着命运之门。在李庄，在徽因身边，死亡的消息接二连三地传来。中央研究院陶孟和先生的妻子、徽因的朋友沈性仁因肺病去世了，她死在四川潮湿、阴冷的冬季。李济先生的两个女儿因肺病相继死去，她们都尚未成年。徽因辗转于病榻上，在痛苦的折磨中，一日日地挺了过来。
罗曼·罗兰在《米开朗琪罗传》的前言中说：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识生活的真相之后还依然热爱生活。
长江昼夜不停地奔涌，李庄后山的树木荣荣枯枯。思成和徽因关于《中国建筑史》的研究和写作坚韧地进展着。
在一个战乱频仍的国度里，建筑师和建筑学者的创造力很难在建筑方面有所表现。因为建筑需要和平，建筑需要金钱。思成他们在对古代建筑艺术的研究中给自己的创造力找到了出路。尽管生活中充满着穷困、痛苦和忧患，但他们的工作一直没有停止。
徽因仍然靠在床上写作。她长时期来，一直注视着英国和美国的现代住宅建筑。她以一个建筑师的眼光看到，抗战胜利后，房屋将成为人民生活中的重要问题。
作为一个建筑师，让广大老百姓拥有适合自己生活的居住空间，比建一百座宫殿大厦更有意义。林徽因在平时阅读英美建筑学期刊时，特别注意收集其中有关住宅方面的实验设计。美国印第安纳州实验建造城市贫民住宅的全过程，英国的工业城市伯明翰的住宅调查，美国伊里诺州市关于“朝阳住宅”的设计——她对这些资料进行了分析，翻译整理为一篇四万多字的论文——《现代住宅设计的参考》。
这篇文章刊载在李庄印行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七卷2期上。
《中国建筑史》的绘图任务量很大，营造学社通过招考，聘用了一位年轻人罗哲文，另外两名中央大学建筑系的毕业生——卢绳和叶仲玑也来到学社实习。年轻人的到来使营造学社不大的院落里充满了勃勃的生机。
学社院内有一棵大桂圆树，硕大的树冠在院子里撑起了浓密的凉荫。思成让人在桂圆树上拴了一根粗粗的竹竿，他领着几个年轻人每天练习爬竹竿，为了将来有机会进行野外考察测绘时，不丢掉爬梁上柱的本领。
几个年轻人中，罗哲文只有18岁，脸圆圆的看上去像个稚气未脱的孩子。没事时，他爱和梁思成的儿子从诫和刘敦桢的儿子叙杰趴在地上打弹珠玩。大学生卢绳看到后就写了一首打油诗贴在桂圆树上：“早打珠，晚打珠，日日打珠，不读书。”卢绳的同学叶仲玑很瘦，也写了一张字条贴在树上：“出卖老不胖半盒。”梁再冰看见了，觉得很好玩，因为她常常感冒，就写了“出卖伤风感冒”的条子贴在树上。桂圆树下，总是洋溢着笑声。
在这样艰难的岁月里，营造学社不仅挣扎着生存了下来，而且在学术研究上有了新的进展。思成和全体同仁想办法，恢复了营造学社汇刊的编辑发行。在李庄简陋的条件下，他们自己动手，用药水在纸上手写石印。文字好写，可相关建筑的平面、立体和剖面墨线图就要费很多工夫，特别是照片，也要用手绘图代替。学社全体成员抄写、绘图、石印，家属们帮助折页、装订、包装。营造学社汇刊第七卷一二两期在抗战最艰苦的年代里印行了，每期各印200本。当然，这已经让他们倾尽了全力。当思成、徽因和学社的同仁们看到装订完成的期刊时，他们的欢喜是无以言表的。
这些刊物在连天的炮火中从李庄寄到了全国、全世界的建筑学界，全国、全世界建筑学界都知道了这些中国同行们艰苦卓绝的努力以及他们最新的研究成果。
做这一切事情，徽因仍然斜靠在床上。她的床周围堆满了思成从史语所图书室给她借来的大量文学及建筑史方面的书籍，其中很多是外文原版书。她在给费慰梅的信中写道：
……顺便说起，我读的书种类繁多，包括《战争与和平》、《通往印度之路》、《狄斯累利传》、《维多利亚女王》、《元代宫室》（中文的）、《北京清代宫殿》、《宋代堤堰及墓室建筑》、《洪氏年谱》、《安那托里·费朗西斯外传》、《卡萨诺瓦回忆录》、莎士比亚、纪德、萨缪尔·巴特勒的《品牌品牌品牌》、梁思成的手稿、小弟的作文和孩子们爱读的《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的中译本……
看书时间长了，徽因头晕得厉害。这时候，她会找出思成的衬衣、宝宝和小弟的破袜子来缝补。所有这些东西都旧得不成样子了，可是他们没有钱购买新的。孩子们除了冬天能穿上外婆做的布鞋，其余的时间都是穿草鞋。为了家人尽可能穿得像样些，徽因穷尽了自己的想象力。尽管她很清楚，她并不擅长做这些事情，她觉得做一天这样的事比让她写一章宋、辽、清的建筑发展史还要费劲。在思成正在写作的《中国建筑史》中，她承担了这些部分的写作和绘图工作。
天又阴了下来，会下雨吗？孩子们还没放学呢。徽因凝神望着窗外，外面传来了山歌声：“……夏天热，冬天冷，这边出太阳，那边起灰尘，你说怄人不怄人……”四川的山歌高亢而凄凉，有川江号子的味道，听着让人想流泪。
孩子们放学回来了，院子里响起了他们的脚步声。徽因心里像是射进了阳光，一下子明亮了起来。
让徽因感到欣慰的是，尽管生活这样艰苦，孩子们却成长得健康可爱。女儿再冰14岁了，她的性格中既有思成的温和，又有徽因的敏感。她每天要踩着长长的泥巴路去上学，中午还总是吃不饱，但她的学习成绩却十分出色，与同学们和周围所有人都相处得友好而融洽。看到她明媚笑脸的时候，就是徽因、思成最快乐的时候。儿子从诫11岁了，晒得黑黑的，赤脚穿着草鞋，和本地同学在一起时，说一口地道的四川话，猛一看，和李庄土生土长的孩子没什么两样。他又活泼又聪明，操心着妈妈的健康，喜欢自己动手制作各种有趣的小玩意儿，从不要大人为他劳神。
这个时期，林徽因真正地脱离了文学界，全身心投入到了对建筑学的研究之中。而在抗战之前，徽因对文学和建筑学都难以割舍，可以说文学和建筑学各占了她一半的精力和时间。抗战之后林徽因仍然还写诗，但这些诗作完全是内心痛苦的流露，而过去则多多少少还有些“为赋新词强说愁”。战时“大后方”知识分子的生活，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忧虑及个人的病痛，反映在她的诗作中。早期那种空灵、婉约、飘逸的风格，转变为悲怆、沉郁以至苦涩；诗的内容也不再局限于个人不可捉摸的心绪和情感，而代之以一种尖锐的内心冲突和社会性主题。
抗战爆发，林徽因真正走到了“窗子以外”，颠沛流离、贫病交加的生活经历，使她“告别了创作的旧习惯”。她的艺术天赋、她的创作激情在对古建筑艺术的研究中寻求到了庇护，她多方面的知识和才华在这个领域得到了展示——文艺和哲学、科学和工程技术、东方和西方、古代和现代——因此，即使在李庄这样封闭、清苦的环境里，她仍然还能保持精神世界的完整和丰满。
思成又要去重庆了。
隔一段时间思成就要到重庆一趟，向行政院和教育部申请学社的经费。因为学社是个民间学术团体，没有正式的编制，所以向国家行政机关要钱很不容易。好不容易要来一点钱，也只能够维持很短时间的开支。后来教育部与中央研究院等单位协商，将学社主要成员分别纳入了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和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编制内。
长时间的伏案工作，思成的颈椎病更厉害了。颈部的疼痛折磨得他抬不起头来，他在案上放个小花瓶，画图时用来支撑下巴。这次到重庆去，思成准备看看颈椎病，还要为徽因弄点药。
思成去重庆，一走就是半个多月，徽因觉得日子过得特别慢。外婆坐在院子里慢慢地纳一只鞋底，四周安静得能听见树叶落下的声音，能听见寂寞在空气中游走的声音。结核病菌蚕食着徽因的体力和健康，孤独忧郁啃噬着她的心。春天是万物复苏的日子，而对病人来说却是乍暖还寒、最难将息的日子。思成走时，徽因怕他担心，没有告诉她这几天觉得特别不适，胸闷气促，几乎整夜不能入睡，白天头晕得厉害，看一会儿书就觉得累，眼前冒金星，耳鸣。
她厌恶这种整日躺在床上、一日日挣扎着活下来的状态，这种状态损伤了她的骄傲。
她静静地躺着，一动不动地望着窗棂，阳光在上面变动着深浅不定的色泽，漫长的一天又从她的生命中溜走了。
一些诗句从心底浮了上来：
今天十二个钟头，
是我十二个客人，
每一个来了，又走了，
最后夕阳拖着影子也走了！
我没有时间盘问我自己胸怀，
黄昏却蹑着脚，好奇地偷着进来！
我说，朋友，这次我可不对你诉说啊，
每次说了，伤我一点骄傲。
黄昏黯然，无言地走开，
孤单的，沉默的，我投入夜的怀抱。
——《一天》三十一年春 李庄
这些诗行，如同从林徽因的哀愁中滋生出的花朵，凄清、惆怅，具有一种独特的、寂静的美。诗句从心中自然流出，毫无矫饰，简单纯净。可是，假如让林徽因选择，假如她能够选择，她一定愿意选择健康，选择在阳光下轻盈地行走，选择自由自在地生活，哪怕让她用自己的全部诗作、全部才华去换取。
这一天，徽因收到了一封信，信函封得严严实实，信封上漂亮的章草写着“梁思成林徽因亲启”，寄信人落款为傅斯年。
这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1942年4月18日写给教育部长朱家骅的一封信。信中谈到梁思成、梁思永兄弟的身体状况和生活状况，谈到思成、思永的家世和学问人品。请求朱家骅代表政府有关部门为梁家兄弟拨款予以帮助。傅斯年把信的抄件寄给思成、徽因，以让他们知道事情的缘由。
骝先（朱家骅，字骝先，时为重庆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吾兄左右：
兹且一事与兄商之。梁思成、思永兄弟皆困在李庄。思成之困，是因为其夫人林徽因女士生了T.B.（肺结核病的英文缩写），卧床二年矣。思永是闹了三年胃病，甚重之胃病，近忽患气管炎，一查，肺病甚重。梁任公家道清寒，兄必知之，他们二人万里跋涉，到湘、到桂、到滇、到川，已弄得吃尽当光，又逢此等病，其势不可终日，弟在此看着，实在难过，兄必有同感也。弟之看法，政府对于他们兄弟，似当给些补助，其理如下：
一、梁任公虽曾为国民党之敌人，然其人于中国新教育及青年之爱国思想上大有影响启明之作用，在清末大有可观，其人一生未尝做坏事，仍是读书人，护国之役，立功甚大，此亦可谓功在民国者也。其长子、次子，皆爱国向学之士，与其他之家风不同。国民党此时应该表示宽大。即如去年蒋先生赙蔡松坡（即蔡锷将军）夫人之丧，弟以为甚得事体之正也。
二、思成之研究中国建筑，并世无匹，营造学社，即彼一人耳（在君〔丁文江，字在君。著名地质学家，曾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语）。营造学社历年之成绩为日本人羡妒不置，此亦发扬中国文物之一大科目也。其夫人，今之女学士，才学至少在谢冰心辈之上。
三、思永为人，在敝所同事中最有公道心，安阳发掘，后来完全靠他，今后写报告亦靠他。忠于其职任，虽在此穷困中，一切先公后私。
总之，二人皆今日难得之贤士，亦皆国际知名之中国学人。今日在此困难中，论其家世，论其为人，政府似皆宜有所体恤也。未知吾兄可否与陈布雷先生一商此事，便中向介公（蒋介石）一言，说明梁任公之后嗣，人品学问，皆中国之第一流人物，国际知名，而病困至此，似乎可赠以二三万元（此数虽大，然此等病症，所费当不止此也）。国家虽不能承认梁任公在政治上有何贡献，然其在文化上之贡献有不可没者，而名人之后，如梁氏兄弟者，亦复甚少！二人所做皆发扬中国历史上之文物，亦此时介公所提倡者也。
此事弟觉得在体统上不失为正。弟平日向不赞成此等事，今日国家如此，个人如此，为人谋应稍从权。此事看来，弟全是多事，弟于任公，本不佩服，然知其在文运上之贡献有不可没者，今日徘徊思永、思成二人之处境，恐无外边帮助要出事，而此帮助似亦有其理由也。此事请兄谈及时千万勿说明是弟起意为感。如何？乞示及，至荷。专此
敬颂
道安
弟斯年谨上
四月十八日
弟写此信，未告二梁，彼等不知。
因兄在病中，此写了同样信给泳霓（翁文灏，字泳霓，时为重庆国民政府经济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泳霓与任公有故也。弟为人谋，故标准看得松。如何？
弟年又白
徽因读信后，禁不住百感交集。她早就听说傅斯年在学界以性情无伪、敢于秉公直言著称，没想到他会将思成兄弟的情形直陈最高当局。思成一向不愿以个人的事情求助于人，但傅斯年的确是一番好意。徽因本不想由自己来回这封信，但思成此时还在重庆，对此事一无所知。她担心以思成的性情，如果听说了此事而又不知事情的原委，定会不知所措。
徽因从来没有因为回一封信而如此犯难。踌躇再三，她还是提笔写了一封回信：
孟真先生：
接到要件一束，大吃一惊，开函拜读，则感与惭并，半天作奇异感！空言不能陈万一，雅不欲循俗进谢，但得书不报，意又未安。踌躇了许久仍是临书木讷，话不知从何说起！
今日里巷之士穷愁疾病、屯蹶颠沛者甚多。固为抗战生活之一部，独思成兄弟年来蒙你老兄种种帮忙，营救护理无所不至，一切医药未曾欠缺，在你方面固然是存天下之义，而无有所私，但在我们方面虽感到lucky（幸运），终增愧悚，深觉抗战中未有贡献，自身先成朋友及社会上的累赘的可耻。
现在你又以成永兄弟危苦之情上闻介公，丛细之事累及泳霓先生，为拟长文说明工作之优异，侈誉过实，必使动听，深知老兄苦心，但读后惭汗满背矣！
尤其是关于我的地方，一言之誉可使我疚心疾首，夙夜愁痛。日念平白吃了三十多年饭，始终是一张空头支票难得兑现。好容易盼到孩子稍大，可以全力工作几年，偏偏碰上大战，转入井臼柴米的阵地，五年大好光阴又失之交臂。近来更胶着于疾病处残之阶段，体衰智困，学问工作恐已无分，将来终负今日教勉之意，太难为情了。
素来厚惠可以言图报，惟受同情，则感奋之余反而缄默，此情想老兄伉俪皆能体谅，匆匆这几行，自然书不尽意。
思永已知此事否？思成平日谦谦怕见人，得电必苦不知所措。希望泳霓先生会将经过略告知之，俾引见访谢时不至于茫然，
此问
双安！
随着1943年的到来，抗日战争进入了第六个年头。长时间蜗居一隅、封闭单调的生活，长时间贫困短缺而无望的日子，使居住在李庄的人们再也不能平静地生活下去，在这里避难的研究人员及他们的妻子像得了传染病似的争吵不休。这些受过高等教育、做着学术研究的人群在令人绝望的处境中，变得困兽般的暴躁和易怒，鸡毛蒜皮的小事就可以导致撕破脸皮的愤怒和谩骂。他们与当地老百姓的关系也十分紧张，争执、冲突时有发生，他们的到来使物价高涨，当地农民对他们满怀敌意。当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把安阳出土的甲骨成箱装运到李庄时，当地人都传说这是一群吃人生番，拒绝把这些箱子挑上山去。
徽因家里的日子也不太平。徽因的母亲身体不好，家里许多事情她做不了，可她又看不上请来的女佣。她总是在女佣做事时去干涉指责，为此徽因常常和母亲争吵，吵过后又常常自责和后悔。她知道，母亲很寂寞，母亲在这里唯一能交流的人只有自己。可自己既不能接受母亲的观念，又不能忍受母亲的唠叨，因此，她们之间只要开口说话，就会伴随着争执。
思成最近的心情也很不好。营造学社因经费短缺，又一次陷入了困境。思成的老友、学社的骨干刘敦桢为了全家的生计，决定离开学社到中央大学建筑系任教。刘敦桢为人沉稳，责任心强，学社的许多事情思成都很倚重他。如今他要走了，思成的心很沉很沉。
夜凉如水，一灯如豆，在营造学社简陋的工作室里，思成与刘敦桢促膝长谈，谁也不愿意离去。自1932年共事以来，学社从默默无闻发展到今天，他们一同走过那么多路，吃过那么多苦，有过那么多艰辛和欢悦的时刻，这一切点点滴滴记录着他们的人生追求，11年是他们最好的年华。说到伤心处，两个男子汉忍不住失声痛哭。
刘敦桢走后不久，另一位学社的同事陈明达也为生活所迫，告别了学社，到西南公路局就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