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社会关注着中国，思成和徽因的老朋友费正清这时期来到了中国，他以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特别助理的身份，到重庆的美国大使馆任职。他在美国乘飞机飞越“驼峰”抵达昆明，在昆明短暂停留后，飞到了重庆。
在重庆，费正清看到，这座山城作为战时的陪都，在日本战机的轰炸下，很多地方已完全变成了废墟。
费正清在中央研究院招待所见到了梁思成。
中央研究院招待所位于重庆上清寺，这里的条件十分简陋。来这里投宿的都是中国最高学术机构的专家，可几间大房子里一张挨一张地摆满了帆布行军床，房间的地上乱糟糟地扔着橘子皮，跑来跑去的孩子和各种喧闹的声响，使这里看上去更像个难民营。
分别七八年后相见，又是在这样的非常时期，两位老朋友格外激动。他们紧紧地握着手，久久不肯松开。费正清这时已经是美国政府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中国问题专家，而梁思成尽管显得很疲倦瘦弱，体重只有102磅，但在费正清眼里，他却“具有在任何情况下都像贵族那样的矜持和魅力”。
费正清想立即去李庄看望徽因和中央研究院的一些老朋友。
思成告诉他，从重庆到李庄乘船上水要走三天，回程下水要走两天，没有任何办法可以缩短行船时间和改善交通方式，船也不按班期运行。如果费正清确定了到李庄的日期和船只，可以先打电报通知一下，尽管说不准电报是在这之前收到还是之后收到。
费正清由社会学家陶孟和做伴到了李庄。他在路上患了感冒，到李庄的头几天一直躺在床上发烧，和徽因的病床隔着一间过厅。思成则在两张病床之间忙着量体温拿药品。费正清目睹了梁家的困境，看到失去了昔日美丽容颜的徽因仍然强撑着病体做各种事情，他更看到了思成和徽因的书案上、病榻前堆积如山的资料和文稿。他们在这样近乎原始的生存环境中坚持从事学术研究，费正清被深深地打动。
他想起前些日子在昆明看到的情形：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博士显得精疲力竭；金岳霖严重的神经衰弱，视力锐减；张奚若、钱端升、陈岱孙等人都处境不佳，而他们都是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
回到重庆后，费正清立即着手进行美国政府援助中国学者的三年计划。在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他指出，清华的教授及曾经留学美国的中国学术界各领域人才，是中国学术界中的精华，是美国在中国的有形投资。但是，他们正经受着贫困和营养不良的折磨。他吁请美国政府进行干预，帮助他们。他认为，这种干预是合乎政治和道德的双重需要的。
此时，思成和徽因迫切需要费正清帮助的，是把他们绘制的中国古代建筑的80幅图纸做成微缩胶片。这样，首先保证了出版之前这些耗费了他们大量心血的绘图至少有一套复制品；其次，在这战乱频仍的年头，微缩胶片便于携带和保管。他们可以随身带着它，期待着战争结束以后出版他们的著作。
这件事对费正清来说并不难做到。他当时在美国大使馆协助执行中美文化交流计划，由于当时飞机飞越驼峰限制重量，各种出版物的往来都必须以微缩胶片的形式运送，费正清专门从美国雇请了一个技术助手来完成这方面的工作。因此，他给徽因和思成回信，答应给他们以全力支持。
在李庄营造学社简陋的工作室里，在夜晚昏黄的菜油灯光下，在半饥饿的状态中，思成完成了《中国建筑史》的写作。在这部著作里，营造学社12年来对中国古建筑的研究和考察得到了系统的归纳总结。全书共八章，梁思成把中国三千五百年的历史分为六个建筑时代，对每一个时代的建筑遗存进行了清晰的介绍和论证。他认为建筑是文化的记录，建筑史并不是罗列和堆砌各时代的有关史料和建筑遗存，而应该注意各个时期的建筑思想、建筑特征及其演变、发展的条件和规律。通过建筑史的研究，使后人增进对自己国家建筑传统的理解，“在传统的血液中，另求新的发展”。
与此同时，思成受国立编译馆的委托用英语写成了《图像中国建筑史》。这部著作以图和照片为主，加以文字说明。他写这本书，是为了向世界介绍中国的古代建筑的成就，以完成自己的夙愿。
思成所做的这一切，都融入了徽因的心血。徽因在测量、绘图和系统整理资料方面缺乏思成的严谨、细致和耐心，但在融会材料、描述史实的过程中能融入深邃的哲思和审美的启示。思成的所有文字，大多经过她的加工润色。这些文字集科学家的理性、史学家的清明、艺术家的激情于一体，常能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
梁思成在《图像中国建筑史》的前言中表达了对徽因的热爱和敬重：
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同事和旧日的同窗林徽因。二十多年来，她在我们共同的事业中不懈地贡献着力量。从在大学建筑系求学的时代起，我们就互相为对方“干苦力活”，此后，在大部分的实地调查中，她又与我做伴，有过许多重要的发现，并对众多的建筑物进行过实测和草绘。近年来，她虽罹重病，却仍葆其天赋的机敏与坚毅；在战争时期的艰难日子里，营造学社的学术精神和士气得以维持，主要应归功于她。没有她的合作与启迪，无论是本书的撰写，还是我对中国建筑的任何一项研究工作，都是不能成功的。
在费正清的帮助下，中国建筑史绘图的微缩胶片完成了，看上去效果极好。思成在重庆欣喜地看到了胶片，这是对他和徽因的莫大慰藉。
1944年，世界范围的反法西斯战争出现了重大转折。在苏联战场，德国侵略军被阻挡在列宁格勒城下，开始了节节溃败；在法国，英美联军成功登陆诺曼底，开辟了第二战场；在太平洋地区，美国开始了对日本本土的大规模轰炸，中国的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
这时期，梁思成被任命为战区文物保护委员会副主任。盛夏时节，他带着营造学社年轻的工作人员罗哲文来到了重庆。
罗哲文到营造学社三年多了。他师从梁思成，从最基础的绘图技艺学起，如今已能熟练地胜任描图绘图工作。自从到学社工作，他从未离开过李庄一步，如今能跟着梁思成到大都市重庆去，他高兴极了。
重庆号称中国的三大“火炉”之一，夏天的日子最难过。罗哲文到了重庆，和梁思成住进了中央研究院。每天，他的工作就是把梁思成交给他的标有各种符号的图纸绘制成正规的地图。图纸上的符号，标注出了这些区域中的古城、古镇和古代文物建筑。其中有一些是外国的城市，罗哲文特别注意到，这些城市包括日本的古城京都和奈良。
这时期，梁思成还负责组织编绘了一套沦陷区的文物建筑资料。这些文物在军事地图上注明了位置，以防止在战略反攻中被毁。这套资料发给了奉命轰炸日军基地的美国飞行员，还被送给了当时在重庆的周恩来。
罗哲文跟着梁思成在中央研究院待了一个多月。
此后，在以美国为主的盟军对日本本土的大规模轰炸中，日本的所有重要城市都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只有京都、奈良这两座古城奇迹般地毫发未损。
梁思成对此中内情缄口不言，年轻的罗哲文也从未把这事与自己的工作联系在一起。直到四十年后，在日本奈良召开的保护古代文物建筑的国际学术会议上，梁思成超越国界保护人类文化的行为被人称颂。他被日本人民称之为“古都的恩人”。罗哲文这才明白当年在重庆那些挥汗如雨的日子的特殊意义。
1945年夏天，费正清的妻子费慰梅作为美国大使馆的文化专员来到了重庆。思成在重庆见到了她，和她一起亲历了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那个难忘的狂欢之夜。
胜利消息传来的时候，人们毫无思想准备。那是1945年8月10日晚8点左右。重庆的仲夏夜热极了，思成和费慰梅在美国大使馆共进晚餐之后，坐在使馆门前的小山上乘凉。江对岸沿山的建筑一层层的灯亮了，璀璨的灯光倒映在江面上，恍惚中有一种天上人间的感觉。思成正对慰梅讲述着老早以前泰戈尔访问北京的事情，忽然间，四周一下子静了下来。人们静静地谛听，远处传来了经久不息的警报声，不，这不是通常的防空警报，江上的汽笛长鸣了起来。人们一开始是压抑地唧唧喳喳，接着有人在大街上跑，再接着是“胜利了！胜利了！”的欢呼声、喊叫声，轰然炸响的鞭炮响了起来，全城的人都跑到了大街上。
思成和慰梅也来到了大街上。到处都是欢笑着的人群，到处都是挥舞着的旗帜和V型手势，焰火的红光和探照灯的白光在夜空中交织成炫目的光带，满载欢庆人群的吉普车、大卡车和客车自发地形成了游行的车队。人们在车上互相握手共庆胜利。
当思成回到中央研究院招待所的时候，夜已深了，他看到聚集在那里的学者们正在高兴地笑啊、说啊，喝着一瓶存了许久的白酒庆祝胜利。
思成忽然觉得怅然若有所失，苦苦盼了八年，等了八年，可是当胜利来临的时候他却不在徽因身边。
在费慰梅的努力下，一位美军飞行员答应驾驶一架C-47运输机把思成和她送到宜宾，从那里去李庄就近得多了。
徽因躺在床上，又苍白又消瘦，她和费慰梅相拥而泣。她们相互诉说着离别十年来各自生活中的事情。费慰梅不由得感叹道：三十年代初，聚会在北总布胡同的那些知识分子到哪里去了？当初，他们距离中国的现实差不多和外国人一样遥远，在经历了这么多年动荡艰难的生活之后，他们的变化多大呀！
第二天，徽因下床了。尽管她衰弱得厉害，但她决定和费慰梅一同到镇上的茶馆去庆祝抗战胜利。徽因坐在一乘轿子上，她掀开轿帘，贪婪地呼吸着户外的新鲜空气，喜悦地看着外面的一切：蓝天、田野和沿途清新的景色、陌生的面孔。
费慰梅给徽因带来了治疗肺病的药品。她离开李庄时和徽因相约在重庆见面。
徽因渴望离开李庄，到重庆去。她在给费慰梅的信中写道：
……我上星期日又坐轿子进城了，还坐了再冰的两个男朋友用篙撑的船，在一家饭馆吃了面，又在另一家茶馆休息，在经过一个足球场回来的途中从河边的一座茶棚看了一场排球赛。
有一天我还去了再冰的学校，穿着一套休闲服，非常漂亮，并引起了轰动！但是现在那稀有的阳光明媚的日子消逝了和被忘却了。从本周灰色多雨的天气看，它们完全不像是真的。
如果太阳能再出来，而我又能恢复到我那样的健康状况，我就会不管天气冷不冷，哪怕就是为了玩玩也要冒险到重庆去。因为我已经把我的衣服整理好和缝补好准备走，当气氛适合的时候我收拾行装找你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天一直在下雨……而且也没有船。显然你从美国来到中国比我们从这里去到重庆要容易得多。
终于，徽因在思成的陪伴下到了重庆。这是五年来她第一次离开李庄。她的身体十分虚弱，到重庆后也不能到处走动，只能在中央研究院招待所里待着。费慰梅有时候开着吉普车带她去重庆郊外，去接在南开中学上学的儿子从诫，有时候带她去大街上兜风。在大街上，徽因的目光就离不开那些五光十色的人流，离不开那些好看的衣物。五年了！她又重新回到了有现代气息的生活中。
慰梅还带徽因去了她和费正清在美国新闻处的宿舍。那是不大的两间房子，外间有一个小小的壁炉，墙上挂着一幅美丽的唐马拓片。慰梅把窄窄的帆布床靠墙摆放，上面蒙一条手工毛毯，就成了一张漂亮的长沙发。站在这房间里，徽因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这简直像走进了一本杂志！”
那是个阴雨霏霏的日子，思成准备陪徽因外出看病，想等雨停了就走。这时，门口出现了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子，正在问询梁思成和林徽因的住处。思成迎上前去接待了她。原来，这是中共驻重庆办事处的新闻联络员龚澎。周恩来从费慰梅那里得知了思成和徽因的情况，特地派袭澎前来看望。龚澎直言不讳地告诉思成和徽因，她是一个有多年党龄的共产党员。她说，共产党愿意结识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希望了解他们的想法，征求他们对时局的看法和意见。
这是思成和徽因第一次近距离和共产党人交谈。这个共产党人给他们夫妇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印象。龚澎战前毕业于燕京大学，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衣着淡雅入时，微笑真诚动人，与以前他们从报纸上看到的对共产党的描绘和宣传完全不同。
后来，他们在美国大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又见到了龚澎和她的同事。徽因和思成注意到，许多美国记者和美国使馆工作人员更喜欢和共产党人而不是和国民党政府的官员打交道。他们待人接物的友好热忱、忘我的工作态度和对未来充满美好希望的精神状态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和吸引力。费慰梅介绍说，这些人中有的是清华和燕京大学的毕业生，能说极好的英语并理解西方的思想。他们在一起的时候，规范地学习、生动地讨论问题并进行自我批评，很像上世纪的一种宗教社团。
为了营造学社的事，思成回李庄了，徽因留在重庆治病和休息。
乔治·马歇尔将军访华期间，在美国大使馆战后新闻处总部举行了一次晚宴。国民党、共产党及苏联等各方在重庆的代表都得到了邀请。徽因带着儿子从诫和费慰梅一起出席了晚宴。当晚宴进行到高潮、人们频频举杯共庆胜利的时候，在座的苏联代表开始唱起歌来，一种非官方的轻松愉快的气氛弥漫在夜空中。国民党官员和共产党人也互相祝起酒来，他们中的一些人，原来就曾是黄埔军校的同学。这时，邻座的冯玉祥将军看见了徽因身边的从诫，他弯下高大魁伟的身躯逗着这个漂亮可爱的小男孩。林徽因只顾得礼节性地和他寒暄了几句，她的全部注意力都被酒宴上热烈友好的气氛所吸引。她由衷地感到欣慰：经过这么多苦难的日子，看来真正的和平就要到来了。
星期天，从诫从南开中学来到中央研究院招待所陪伴徽因。母子聊着天，随意而轻松。从诫提起了1944年日军攻占贵州都匀，直逼重庆，重庆城内人心惶惶的情形。从诫问道：“妈妈，如果当时日本人真的打进了四川，你们打算怎么办？”徽因若有所思地说：“中国念书人总还有一条后路嘛，我们家门口不就是扬子江吗？”从诫急了，禁不住追问：“我一个人在重庆上学，那你们就不管我啦？”徽因紧紧地握着儿子的手，仿佛道歉似的小声说：“真要到了那一步，恐怕就顾不上你了！”听到妈妈的话，从诫的眼泪夺眶而出。他流泪不仅是因为自己受了“委屈”，更重要的是，儿子被母亲那种以最平淡的口吻所传达出的凛然正气所震动。在这一时刻，从诫觉得坐在他身边的不再是妈妈，而变成了一个“别人”。
费正清和费慰梅的朋友里奥·埃娄塞尔博士是美国著名的胸外科专家，当时正在战后重庆的中国善后救济总署工作，他为徽因做了检查。他告诉费慰梅：林徽因的双侧肺部和一侧肾均已被结核菌严重感染，根据他的诊断，徽因的生命最多还能维持五年。这个诊断结果，费慰梅没有告诉林徽因。她说：“我没有告诉她，她也没有问。我想她全知道。”
徽因在重庆期间，回李庄的航道中断了。
抗战胜利后，长江航运局为了治理长江的暗礁险滩，沿途正在施工爆破、清理河道，重庆到李庄之间的航班停运了。
金岳霖等老朋友知道了徽因的病情，想接徽因到昆明住一个时期，养养病。他们商量着，只要能让徽因快乐，即使冒一下风险也值得。老金在张奚若家附近找到了一处房子，这房子有很大的窗户，正对着云南军阀唐继尧故居的大花园。花园里有几株高大挺拔的桉树，婆娑的枝条随风摇曳。老金住着其中的一间，徽因到昆明后可以住在这里。
1946年2月，徽因和思成商定后，启程飞往昆明。
飞行的疲劳，高海拔地区的不适，徽因到昆明就病倒了。但与朋友相聚的幸福感使身体的不适显得微不足道。张奚若夫妇坚持让徽因头几天住他们家里。徽因在这里见到了许多朋友，彼此都有劫后重逢、死而复生的感觉。徽因在给费慰梅的信中诉说了自己快乐兴奋的心情：
这次重逢所带给我的由衷的喜悦，甚至超过了我一个人在李庄时最大的奢望。我们用了十一天，才把在昆明和在李庄这种特殊境遇下大家生活中的各种琐碎的情况弄清楚，以便现在在我这里相聚的朋友的谈话能进行下去。但是那种使我们相互沟通的深切的爱和理解却比所有的人所预期的都更快地重建起来。两天左右，我们就完全知道了每个人的感情和学术近况。我们自由地讨论着对国家的政治形势、家庭经济、战争中沉浮的人物和团体，很容易理解彼此对那些事为什么会有那样的感觉和想法。即使谈话漫无边际，几个人之间也情投意合，充溢着相互信任的暖流，在这个多事之秋的突然相聚，又使大家满怀感激和兴奋……
直到此时我才明白，当那些缺少旅行工具的唐宋时代的诗人们在遭贬谪的路上，突然在什么小客栈或小船中或某处由和尚款待的庙里和朋友不期而遇时的那种快乐，他们又会怎样地在长谈中推心置腹！
我们的时代也许和他们不同，可这次相聚却很相似。我们都老了，都有过贫病交加的经历，忍受了漫长的战争和音信的隔绝，现在又面对着伟大的民族奋起和艰难的未来。
此外，我们是在远隔故土，在一个因形势所迫而不得不住下来的地方相聚的。渴望回到我们曾度过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的地方，就如同唐朝人思念长安、宋朝人思念汴京一样。我们遍体鳞伤，经过惨痛的煎熬，使我们身上出现了或好或坏或别的什么新品质。我们不仅体验了生活，也受到了艰辛生活的考验。我们的身体受到严重损伤，但我们的信念如故。现在我们深信，生活中的苦与乐其实是一回事。
当徽因感觉身体好了一些的时候，她搬到了朋友们为她安排的住处。
徽因十分喜欢守在窗前，望着那个美丽的花园，望着云南特有的如洗的碧空和远处青翠的山峦。她觉得这一切很像早年在美国戈登·克雷教授的工作室学习舞台设计时所熟悉的效果。午后的阳光明媚，窗外的树影斑斑驳驳地映洒在天花板上，随着阳光缓缓移动。
老金一如既往地对这一切视而不见。由于目疾，他即使在室内也总是戴着一顶遮阳帽，背对着光线，伏在一张小圆桌上专心写作。他在重写他的《知识论》。几年前他去李庄时就在写这部著作，回昆明后书稿已近完成。一次空袭警报响起，他带着书稿跑到昆明北边的山上躲空袭。把书稿放在地上，他坐在书稿上。这次空袭持续时间很长，待到警报解除，天已黑了下来，他又饿又困，站起身就走，却忘了地上的书稿。等他想起来再回去找时，书稿已不见了。数年的心血毁于一旦！一本六七十万字的书是不可能完全记得住的，他只好再从头写起。在抗战后期最艰苦的岁月里，他几乎一直不停地在赶写这部著作。在西南联大，金岳霖重写《知识论》的事情一直传为美谈。
林徽因和朋友们在一起，在昆明明媚的季候中，身体一点一点地有了好转的迹象。
徽因静静地倚在窗前看书。天上铺了一层乌云，忽然就下起雨来。雨下得很急，伴着隆隆的雷声，五月的雷雨中，有青蒿的气息，有泥土发酵的气息。徽因觉得有点凉，但她不舍得离开窗口，她被这一切所打动：“……昆明永远那样美，不论是晴天还是下雨。我窗外的景色在雷雨前后显得特别动人。在雨中，房间里有一种难以言状的浪漫氛围——天空和大地突然一起暗了下来，一个人在一个外面有着寂静的大花园的冷清的屋子里。这是一个人一生也忘不了的。”
徽因的状态使思成感到宽慰和放心，他在李庄给费慰梅写信表达自己的谢意：
河道工程几天以前才刚刚完成。但是只有很小的船才能从重庆上来。有舱的轮船要到五月下半月才能上来。所以徽因去昆明是唯一的解决办法……在从昆明写来的第一封信中，她谈到知道内心的祷告实现了的“几近宗教”的感觉。她为我们那些老朋友给她的欢迎而十分感动，并表示遗憾说她“得到”太多而“奉献”太少。
你和费正清到李庄做客打破了她五年来在一个房间待着的单调生活，在你们走了很久以后她还能保持情绪高涨。而且，要是你们不来，她到重庆去就连想都不要想。心理的好效应是很大的。
尽管昆明的海拔高度对她的呼吸和脉搏会有某种不良影响，但她在那里很快活。她周围有好多老朋友给她做伴，借给她的书都看不完。老金和她待在一起（他真是非常豪爽），她还有一个很好的女仆，因此她得到了很好的照顾。我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这时期，思成忙着和同事们把营造学社的书籍、各种图片、图纸、资料、手稿和工具装箱打包，准备着一旦交通恢复正常就立即离开这里。
终于盼到了北归的消息，徽因回到重庆，和全家一起住在中央研究院招待所里等待回北平。和他们一起等待的还有西南联大和各研究所的几十个家庭。八年过去，他们苍老了许多，他们也坚韧了许多。尤其是那些教授太太，个个都成了持家过日子的好手。
他们还需要在重庆等待一段时间，因为战后的陪都有太多的机构、官员及其眷属急于还乡。所有飞机和船只统一管理，为了避免混乱，需要搬迁的机构都按顺序编了号。高校和学术团体中，中央大学排在第1号，营造学社和中央博物馆排在47号。他们只有等待，他们已经等待了八年，他们还要继续等待。在等待中，他们逐渐失去了耐心。
这期间，在昆明、在重庆、在内地的许多城市，知识分子中弥漫着浓烈的幻灭和失意的情绪。国民党官员在战后大肆掠夺钱财，加速了政权的腐败，不可遏制的通货膨胀和持续的贫困使广大老百姓和知识分子看不到希望。在昆明，西南联大的学生和教职工上街游行，抗议国民党政府对民主运动的镇压。大批军警、特务出动，造成四人死亡、二十余人受伤的“一二·一”惨案。惨案发生后，学生罢课月余，全国各地纷纷声援。从此以后，学生运动在国统区此起彼伏，形成了燎原之势。特别是闻一多先生被特务暗杀于昆明街头，更激起了全国反独裁、争民主运动达到高潮。
无处不在的绝望、穷困和落后，无处不在的腐败、无能和混乱，使得一贯坚持自由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们开始了对国民党政权的否定和背弃。
费正清被华盛顿政府召回了美国，他在返回美国前后，经常与张奚若、钱端升、思成、徽因就一些有关中国的问题进行讨论和争论。
对于美国政府对中国的一些政策和做法，许多知识分子持一种批评的态度。他们认为：中国有中国的传统，中国人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美国政府没有权力也没有道理用西方的标准来判断彼此的优劣。世界上各种不同的问题可以在完全不同的方式中得到解决。
费正清谈到：他完全理解这种观点，而且过去一段时间里他自己也持这样一种立场，因为这是一种良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非常适合于对过去的研究。但是，他认为：现代世界无所不包，现代世界中的现代中国必须在所有方面与世界进行比较。将来不再会有与世界分离的中国的生活方式。由于中国人的早期文化有所不同，因此可以以不同的方式行事，但现代历史学家必须把它们当做现代的事物来考虑，并用现代的标准去衡量……
费正清分析着中国的情形，他说：“一般地说，人们试图去寻找一种摆脱困境的办法。就像得了一种病就有一种治愈的希望一样，罪恶导致对美好的希望，首先是承认这些苦难事出有因。第二步，是寻找一种解除苦难的方法，即选择治疗的方法。
“变革是唯一的希望——不是对旧衣服的重新剪裁，也不是残汤剩骨的再装盘，而是一种能出现一些新东西的真正的变革。”
他对那种“新东西”虽没有清楚的把握和认识，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种变革确实不能由国民党一党来实现，因为它的政权已经没有能力带领中国走向现代化。
类似的观点和讨论此前在埃德加·斯诺、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著作和文章中已出现过，他们的这些观点与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观点有相通之处。各种传媒中，有关共产党人不拘礼仪、平等主义、个人美德、人道主义和社会民主改革的报道激发了知识分子们理想主义的向往，他们渴望着变革，渴望着过上和平安定的生活，他们盼这一天盼得太久了。
林徽因在这时期写给费慰梅的信中明确表达了对现实的失望和不满：
正因为中国是我的祖国，长期以来我看到它遭受这样那样罹难，心如刀割。我也在同它一道受难。这些年来，我忍受了深重的苦难。一个人一生经历了一场接一场的革命，一点也不轻松。正因为如此，每当我觉察有人把涉及千百万人生死存亡的事等闲视之时，就无论如何也不能饶恕他……我作为一个“战争中受伤的人”，行动不能自如，心情有时很躁。我卧床等了四年，一心盼着这个“胜利日”。接下去是什么样，我可没去想。我不敢多想。如今，胜利果然到来，却又要打内战，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我很可能活不到和平的那一天了（也可以说，我依稀间一直在盼着它的到来）。我在疾病的折磨中就这样焦躁烦躁地死去，真是太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