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知道本来是成都少尹兼侍御史，严武刚离开成都，他就把严武的官衔都加在自己身上，自称成都尹兼御史中丞剑南节度使。关于这件事变，史书里没有详细的记载，但我们从高适的文集和杜甫的诗里知道，徐知道趁着严武不在，成都空虚，就派兵往北断绝剑阁的道路，杜塞援军，往西攻取邛州（四川邛崃），联络西南的少数民族。他七月起兵，因为蕃汉不能合作，八月二十三日便被高适击溃，随即被他的部将李忠厚杀死。时间虽不长久，成都却受了很大的骚扰，混乱的状况并不下于安史乱中的长安与洛阳。后来杜甫再回草堂，听到徐知道死后，李忠厚等在成都杀戮人民的情形，写过这样的诗句：
一国实三公（李忠厚等），万人欲为鱼。唱和作威福，孰肯辩无辜？眼前列杻械（刑具），背后吹笙竽。谈笑行杀戮，溅血满长衢；到今用钺地，风雨闻号呼。鬼妾与鬼马，色悲克尔娱（被杀者的妻、马，面带悲容供杀戮者取乐）。（《草堂》）
成都在转瞬间竟沦入这样难以想象的惨境！杜甫在绵州听到徐知道的叛变，江边的草堂和草堂中的妻子都音讯断绝，生死不明，他或许会觉得这是天宝十五载的重演。他为了维持眼前的生活，只好到东川节度使的所在地梓州（四川三台）去。当时的东西两川以及山南西道由于文官逸乐、武人跋扈，人民的负担一天比一天沉重，在无法忍受时，到处都有小规模的农民起义。同时统治阶级内部也互相争夺杀戮，段子璋与徐知道的叛变，都是最显著的例子；而政府方面的官军，往往比叛变者更无纪律，每次叛变的平复都给人民带来更大的灾殃。这样造成了蜀中的混乱局面，许多历史上不曾记载的事迹都反映在杜甫的诗中，像他的《光禄坂行》、《苦战行》、《去秋行》和后来在云安写的“前年渝州杀刺史”（《绝句三首》）都是很宝贵的史料。道路阻塞，行旅艰难，杜甫独自一人在东川的山中行走，到昏黑日落时便有这样的感觉：
马惊不忧深谷坠，草动只怕长弓射！（《光禄坂行》）
这是蜀中的一般情形，我们再越过剑阁和巴山望一望外边的世界。761年三月史朝义与他的部下合谋杀死他的父亲史思明；第二年十月，代宗长子李适为兵马大元帅，仰仗回纥的兵力，克复了洛阳。这一切情形又像是五年前的历史的重演。回纥入洛阳后，又是烧杀抢掠，比757年攻克洛阳时更为残酷，死者以万数计算，火十天不灭。唐军也在洛阳、郑州、汴州、汝州一带任意抢掠了三个月，几乎没有一家幸免，人民都穿着纸做的衣裳。763年正月，史朝义缢死，他的将领田承嗣、李怀仙等纷纷投降，轰动一时的安史之乱才算勉强告了结束。杜甫远在梓州，听说收复河南河北，一时惊喜欲狂，觉得从此可以不在异乡流浪，有希望回到洛阳的故乡，脱口唱出一首惊心动魄的名诗，好像把他六七年来胸中的郁结都发泄无余：
剑外忽传收蓟北（河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这首诗后来不知打动过多少乱世中流亡者的心，它不断地被后人歌诵。但杜甫的狂欢只是昙花一现，国内混乱的局面并没有随着河南河北的收复稍为澄清。回纥比肃宗时代变得更为骄横。进攻洛阳时，李适从陕州渡河访问屯驻在黄河北岸的回纥可汗，可汗责备他为什么不在门前拜舞，经过辩白解释，可汗才饶恕了李适，却令人把李适重要的随员每人鞭打一百，其中的后马使魏琚与判官韦少华竟至鞭打后一夜便死去。中原收复，回纥的气焰更高了，他们除去到处抢掠外，把唐朝的法令看得一文不值，在长安任意横行，有时闯入皇城的含光门，也没有人敢来阻止。杜甫自从写《北征》以来，在诗里一再陈述乞援回纥可能发生极恶劣的后果，如今都一一实现。至于他在秦州时所忧虑的吐蕃，时而侵入，时而言和，势力一天比一天膨胀，等到763年七月，已经占有鄯、洮、岷、秦、成、渭等州，使河西、陇右，全部沦陷。边将告急，宦官程元振又蒙混代宗，不让他知道。吐蕃联络了杂居陇右的边疆民族吐谷浑、党项羌，越过陇山，九月攻陷泾州，十月攻陷邠州，长安没有兵力抵抗，代宗在仓皇中跑到陕州，使吐蕃血不染刃便占领了长安。吐蕃入长安，府库市里又遭受了一次大规模的剽掠与焚毁，唐军的散兵游勇，也到处骚扰，人民都逃入山谷。杜甫远道听闻，得不到准确的消息，既苦于“西京安稳未，不见一人来”，又感到“乱离知又甚，消息苦难真”。长安在八年内两度陷落，遭受焚毁，他最为痛心，他说，“隋氏留宫室，焚烧何太频！”764年春，他在阆州（四川阆中）才听到收复长安的消息，写成排律《伤春五首》，这与763年的《有感五首》、《述古三首》同样是杜甫在这时代的政治诗。这些诗好像处处都为君王着想，事实上是为国家的前途担忧，在那时，要挽救国家的危急，杜甫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君王身上。他看一切的祸源都由于藩镇的跋扈与理财者的搜刮，他说，政府只要下决心铲除小人，实行节俭，便能转变危机，一新宇宙。但他除此以外，已经能够更进一步，道破一个真理：
盗贼本王臣！（《有感五首》之三）
这就是说，你们天天所骂的“盗贼”并不是什么怪物，本来都是逼得无路可走的人民。所以他送路使君赴陵州（四川仁寿）时说：
战伐乾坤破，疮痍府库贫；众僚宜洁白，万役但平均。（《送陵州路使君之任》）
这是杜甫在当时条件下所能有的进步的政治思想。同时他在另一方面也直接揭发了政府的腐败：
天子亦应厌奔走，群公固合思升平。但恐诛求不改辙，闻道嬖孽能全生。江边老翁错料事，眼暗不见风尘清。（《释闷》）
这时高适代替严武领西川节度。吐蕃陷陇右，逼近长安时，高适曾经率兵攻吐蕃南境，本想从旁牵制，不料松州（四川松潘）被围，到了十二月松、维（四川理县西）、保（四川理县新保关西北）三州和西山城戍都被吐蕃攻陷。杜甫在阆州听说松州被围，写出《警急》、《王命》、《征夫》及《西山三首》，对于西蜀边疆的危急，不胜焦愁，而悲凉激壮，成为五律中的名作。松州陷后，成都震动，杜甫为阆州王使君拟《论巴蜀安危表》，希望减省军用和诸色杂赋名目，最好“省之又省”，因为巴蜀人民困于军需，充备百役，已经到了无法应付的地步，地方上呈现出一片凋零的景象，正如《征夫》里所说的——
十室几人在？千山空自多。路衢唯见哭，城市不闻歌。
安史之乱的期间内，江淮一带还能保持小康，但是当杜甫在成都时，760年十一月，宋州刺史刘展叛变，南下江淮，攻陷许多城市，政府命平卢兵马使田神功讨平。田神功每打下一个城市，都大肆抢掠，尤其是富庶的扬州，经过这次事变，精华殆尽，就是经商的胡人便死了数千。等到杜甫流亡梓州，762年八月，他的好友郑虔所在的台州，又有袁晁起义，担受不起赋税的人民都接受他的领导，陷浙东州郡，次年四月，才被李光弼击败。这样的事情，也引起杜甫的注意，但是杜甫分不清农民起义和军阀叛变本质上的不同，他在《喜雨》一诗里笼统地说：
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吴越！
我们在这里把这紊乱的时代作一个简短的叙述，只为的是同时要看出，国内政治上、军事上的变动，不管近在眼前，或远在千里，都在杜甫这里得到回声，反映在他的诗里，有时详于其他的史籍。并且他由此抒发出他的“盗贼本王臣”与“万役但平均”的政治思想。反过来我们看一看杜甫在流亡中所依附的那些官吏，他们的生活和杜甫的心情恰恰成为一个对照：
天下兵马未尽销，岂免沟壑常漂漂；剑南岁月不可度，边头公卿仍独骄。（《严氏溪放歌》）
绵州的刺史杜济打鱼纵乐，梓州的刺史章彝率领猛士三千，从容校猎，他们完全忘却是处在怎样一个危急的时代；至于携带美人女乐，泛舟江上，轻歌妙舞，有时引得水里的大鱼都探出头来，听曲低昂，如有所求，更是那些县令刺史们的日常生活。杜甫望着章彝冬狩时声势浩大的阵容，想到国家的灾难，他想，为什么不用这队伍抵抗吐蕃呢？
喜君士卒甚整肃，为我回辔擒西戎！草中狐兔尽何益？天子不在咸阳宫。（《冬狩行》）
杜甫在762年秋从绵州入梓州，晚秋时一度到成都，把妻子接到梓州，763年秋和764年春到过两次阆州，762年十一月曾南游射洪通泉，763年春再赴绵州，西去汉州（四川广汉）；杜甫虽然说，“三年奔走空皮骨”，实际上他往来梓阆之间，从离开草堂到再回草堂，不过只有一年又九个月。杜甫在这时期内，衣食无着，生计完全依靠那些“边头公卿”。这些使君、县令只知道杜甫能诗能文，懂得一些药理，用到他时，便“肥肉大酒”相邀，酒肉之外，并没有真挚的情谊。梓州为东川节度使治所，自从成都事变后，地位更为重要，无论进京或入蜀，都成为官吏们往来的要道。那些地方官常常设筵迎送，杜甫也陪居末座，写了许多陪宴和送别的诗，这些诗多半是应酬的作品，粗浅无味，与前边提到的那些政治诗又成为一个对照。这正是他的最伤心处，他又和在长安时一样，自称“贱子”，诗题中“陪”字也一再出现了。
他得助最多而最须小心侍奉的是章彝。严武本为两川节度使，被召还朝后，高适代西川节度，东川节度虚悬，763年夏，才派判官章彝来梓州任刺史兼东川留后。章彝能训练士兵，指挥部属，也许因为严武的关系，时时照顾杜甫。杜甫不得不陪他宴会，陪他迎送客人，陪他游山寺，陪他打猎。763年十一月杜甫计划到江南去，章彝设筵给他饯行，他写成《留别章使君留后兼幕府诸公》一诗，述说他沉痛的生活：
我来入蜀门，岁月亦已久。岂惟长儿童，自觉成老丑。常恐性坦率，失身为杯酒。近辞痛饮徒，折节万夫后。昔如纵壑鱼，今如丧家狗。
杜甫这样小心谨慎地应付章彝和他的幕僚，赢得在梓州时免于冻馁，离梓州时获得旅费，其中含有无限的辛酸。但杜甫的江南之游并没有实现，而章彝在764年因为一点小的事故被再返成都的严武杀死了。
人世是这样错综混乱，自己的生活又这样可怜，这中间使他的精神感到一度振奋的是从前富庶时代的几个挺拔卓越的人物：陈子昂、郭元振、薛稷。他在梓州、阆州奔走，是为了衣食，只有762年射洪通泉的旅行，是怀着一种向往的心情去凭吊他所景仰的人的遗迹。
人世是这样错综混乱，自己的生活又这样可怜，这中间使他的精神感到一度振奋的是从前富庶时代的几个挺拔卓越的人物：陈子昂、郭元振、薛稷。他在梓州、阆州奔走，是为了衣食，只有762年射洪通泉的旅行，是怀着一种向往的心情去凭吊他所景仰的人的遗迹。
他在绵州时，送李使君赴梓州，就想到射洪县的陈子昂，他向李使君说：
遇害陈公殒，于今蜀道怜；君行射洪县，为我一潸然！（《送梓州李使君之任》）
著名的《感遇诗》的作者陈子昂，无论他的人格与他的诗文，都是开元天宝时代文艺的先驱，他的意义，我们在前边已经提到过。他是杜甫祖父杜审言的朋友，武则天时他一再上疏，批评时政，陈词慷慨；他凛然一世，唐代第一流的作家如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都极力推崇他。他屈死在故乡的狱中，更引起后人无限的同情。杜甫在762年晚秋把妻子从成都接到梓州，稍事安顿后，便往射洪县访陈子昂的故居。县北涪江畔金华山玉京观内有陈子昂读书堂的遗迹，东武山下有陈子昂的故宅，故宅壁上还存在着赵彦昭、郭元振的题字，他想到陈子昂的贡献：
终古立忠义，《感遇》有遗篇！（《陈拾遗故宅》）
射洪南六十里是通泉。郭元振少年时在这里做过县尉。郭元振落拓不拘，常常劫富济贫，海内与他通声气的，达千万人，是一个游侠的典型。武则天听到他的名声，把他召到洛阳，他在她面前歌诵他的《宝剑歌》，赢得她的赞美，随即上疏陈述边疆利害，他在杜甫眼中是一个不能以常情量度的“豪俊”。如今杜甫到了他的故宅，在池馆间只感到——
精魄凛如在，所历终萧索。高咏《宝剑》篇，神交付冥漠！（《过郭代公故宅》）
至于在太学中与郭元振、赵彦昭同业的薛稷是当时著名的书画家，杜甫在通泉县观赏县署壁上薛稷的画鹤、慧普寺的题字和寺中的《西方诸佛变相图》时，想到薛稷的《秋日还京陕西十里作》一诗，他这样称赞他：
少保有古风，得之陕郊篇；惜哉功名忤，但见书画传。（《观薛稷少保书画壁》）
他除去按照情形的不同，歌咏这三人的人格、功业或艺术外，他对于每个人都提到他们代表的诗篇，这些诗实际上远不及开元天宝时代诗歌的充实丰富，但它们或多或少地表达出那时代的健康的精神，在杜甫看来，在当时的诗歌中，它们都起着积极的进步作用。所以杜甫对于这次旅行感到无上的兴奋，他说：
此行叠壮观，郭薛俱才贤。不知百载后，谁复来通泉？（《观薛稷少保书画壁》）
他在梓、阆一带也遇到一些新知和故旧：新知多半是偶然相识，彼此一度倾心，随后也就没有更深的关系；故旧则是异地重逢，见了一面就分手了，使他感到——
更为后会知何地？忽漫相逢是别筵。（《送路六侍御入朝》）
他们对于杜甫的生活，如轻风掠水，没有多大影响。这里我们不能不略为提及的只有房琯。
房琯在758年六月贬为邠州刺史，761年四月为礼部尚书，随后又出任晋州（山西临汾）刺史，八月任汉州刺史；763年四月被任命为特进刑部尚书，这是代宗即位后，房琯、严武一派又渐渐得势的征象。杜甫在这年晚春从梓州送朋友到绵州，又从绵州到汉州，可是房琯已经离开汉州往长安去了。他看不见房琯，只能泛舟于房琯在汉州城西北角开凿的房公西湖，在舟前对着成群的小鹅儿写出“鹅儿黄似酒，对酒爱新鹅”那样天真而有情趣的诗句。房琯走到阆州，便因病不能前进，八月四日死在僧舍里。杜甫在九月又从梓州赶到阆州，吊唁这位与他的政治生活有密切关系的同乡知己，在九月二十二日写了一篇沉痛的《祭故相国清河房公文》，在祭文里他还念念不忘凤翔时疏救房琯的事件，他说：“伏奏无成，终身愧耻！”
在唐代，绵州、梓州属剑南东道，阆州属山南西道，前者以及涪城、射洪、通泉等县都临近涪水，后者则被阆水（嘉陵江上游）环绕。这一带的山水是秀丽的，外边人知道的却很少。射洪虽然产生过陈子昂，陈子昂并没有给他家乡秀丽的山水揭开面幕，反倒是四杰中的卢照邻、王勃、杨炯才起始歌咏这一带的山川建筑。而它们为世人所知，画图一般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则要归功杜甫了。
杜甫的诗是“诗史”，同时也是“图经”，他爱人民，也爱祖国的山川。我们前边说过，杜甫为了衣食，不得不陪着那些刺史县令们宴会，不得不迎送来来往往的官吏，宴会的场所多半设在寺院或园亭，迎送的地方不外江边或郊野。那些陪宴诗与送别诗是不得已的应酬，没有深厚的情感，甚至浅薄无味，但是宴会与迎送却给杜甫一个机会，能更多观看一些周围的山水。“远水非无浪，他山自有春”，他深切地感到，自然的美到处都存在着。
杜甫的山水诗是写实的、亲身经历的（在从秦州到成都的纪行诗里我们已经认识到这种特点），其中没有空虚的幻想，也很少有庸俗的山水诗中所谓山林隐逸的气氛。就以杜甫这时期内的诗而论，像“日出寒山外，江流宿雾中”、“花杂重重树，云轻处处山”，还可以说是一般的山水；“青青竹笋迎船出，日日江鱼入馔来”，“青惜峰峦过，黄知橘柚来”，已经是蜀中的景色了；至于《上牛头寺》里所说的“青山意不尽，衮衮上牛头”与《阆山歌》里的“阆州城东灵山白，阆州城北玉台碧。松浮欲尽不尽云，江动将崩未崩石”，则纯然是梓州、阆州的山水图，我们不但由此看得出那些山川的特殊的形势，而且好像还感受到它们的色彩和声音。有如当年吴道玄在长安大同殿的壁上画嘉陵江边三百里的风景一般，杜甫也用他的诗笔勾画出一幅川北百里图：在这上边我们看到绵州西北的越王楼——
碧瓦朱甍照城郭，楼下长江万丈清。（《越王楼歌》）
涪城山腰上的香积寺官阁——
含风翠壁孤云细，背日丹枫万木稠。（《涪城县香积寺官阁》）
以及梓州城北长平山上的惠义寺、西南牛头山上的牛头寺、南山上的兜率寺、阆州城北的玉台观和观内滕王李元婴修建的亭子，还有南池畔汉高祖祠前的民间歌舞——
终朝走巫祝，歌舞散灵衣。（《南池》）
我们由杜甫的诗才知道，阆州城南的风景天下稀少，而通泉县北十五里内的山水是——
一川何绮丽，尽日穷壮观！（《通泉驿南去通泉县十五里山水作》）
杜甫在这样的山水中到处奔走，迫于饥寒，没有一个地方能允许他作久住的打算。他一方面怀念成都的草堂，一方面又做东游的计划。成都事变时，他从绵州仓皇跑到梓州，十步一回首，不知浣花溪畔的草堂还存在没有。后来回成都一次，接取妻子，才知道草堂在大乱中幸而没有遭受破坏。但最初因为成都一带乱后不定，后来成都又受到吐蕃的威胁，同时他又想东去吴楚，所以虽然有老友高适节度四川，也只有把草堂放弃了。可是他对于草堂总不能放怀。他写成《寄题江外草堂》一诗，把经营草堂的始末与不得已离开草堂的原委，写得详尽亲切，最后还一再惦记着堂前的四棵小松树。并且每逢有友人去成都，他都嘱托他们顺便到浣花溪畔看一看他的草堂。他有时也打发他的最小的弟弟杜占——这是跟着他入蜀的惟一的一个弟弟——回去探视草堂，临行时谆谆地告诉他：
鹅鸭宜长数，柴荆莫浪开！东林竹影薄，腊月更须栽！（《舍弟占归草堂检校聊示此诗》）
他在成都时就常常想沿江东下，如今蜀中局势混乱，更加强他去蜀的念头，使他不能成行的只是旅费无法筹措。后来听说官军收复河南河北，想到洛阳的田园，一时兴奋，好像立即可以起程回家了，但仍然是没有旅费，一步也走不动。所以他有时遥念故乡，有时追思吴越的旧游，又想到蜀中的朋友一天比一天冷落，觉得不管是回洛阳，或是去江南，无论如何也应该走了，他说：
天畔登楼眼，随春入故园（洛阳）。战场今始定，移柳更能存？厌蜀交游冷，思吴胜事繁。应须理舟楫，长啸下荆门！（《春日梓州登楼二首》之二）
至于他东游的计划渐渐能够实现，则在他763年九月在阆州祭完房琯，得到家信知道女儿病了，回到梓州的时候。旅费多半是章彝替他筹划的，杜甫临行时，章彝除了给他饯行外，还把梓中的特产桃竹杖赠给他。杜甫把桃竹杖拿在手里，想到路途的艰难，兴奋地向它说：
杖兮杖兮尔之生也甚正直，慎勿见水踊跃学变化为龙。使我不得尔之扶持，灭迹于君山湖上之青峰。噫风尘洞兮豺虎咬人，忽失双杖兮吾将曷从？（《桃竹杖引赠章留后》）
他旅行的一切都准备好了，在764年初春携带妻子到阆州，以便从阆水入西汉水（即嘉陵江）至渝州（重庆）东下。这时或许由于严武的推荐，政府召杜甫为京兆功曹，他因为东游计划已定，只好拒绝了。但当他向各方面寄诗辞行，正要起身时，严武又被任命为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他听到这个消息，“殊方又喜故人来”，成都草堂又在他心中增加了分量，致使他立即放弃既定的行程，决定回成都去。草堂一带的风物又在他的脑中活跃起来，他一口气写成五首七律寄给严武。在这五首诗里他提到堂内的乌皮儿、堂前的新松、江边的水槛和药栏；他提到丙穴的嘉鱼和郫县的竹筒酒；他想起架上的书卷药囊一定都蛛网尘封，客径荒芜必定无从出入，恶竹也必定孳生得不成样子，他回到草堂就要斩伐万竿；他更担心旧日的邻人不知又有多少变迁……这五首诗写得兴奋而畅快，给这一年又九个月流离的生活做了一个快乐的结束。
他在阆州临行时，走到房琯的坟前，和地下的旧友作了最后的诀别。在暮春三月，他率领妻子回到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