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回到成都的草堂，推开堂门，满地野鼠奔窜，打开书卷，里边是些干死的壁鱼，水槛和药栏也都倾斜破毁，是一片没有主人的荒凉景象。但人事方面，并不是那样荒凉：
旧犬喜我归，低徊入衣裾；邻里喜我归，沽酒携葫芦。大官（指严武）喜我来，遣骑问所须；城郭喜我来，宾客隘村墟。（《草堂》）
草堂经过一年零九月的沉寂，忽然又活跃起来，有了生气。
他在浣花溪畔，棕下凿井，竹旁开渠，把草堂重新修理一番。在这晚春初夏的时节，鸥鸟在水上漂浮，燕子在风中飞舞，晴丝冉冉，细草纤纤，和两年前没有什么不同，可是杜甫又经过一次流亡，他体验面前的事物更深入了一层。他看见门前的四棵小松，如今长得有一人多高，他向它们说：
会看根不拔，莫计枝凋伤。（《四松》）
他向草堂旁的五棵桃树说：
高秋总馈贫人实，来岁还舒满眼花。（《题桃树》）
他向倾斜的水槛说：
既殊大厦倾，可以一木支；临川视万里，何必栏槛为？（《水槛》）
这都是些平凡的道理，但只有这时的杜甫才能说得出来。并且他的胸怀也随着面前的景色扩张到千万里外：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绝句四首》之三）
他本想和从前一样，在草堂里住下去，过他耕种的生活，但是没有多久，他就投入一个与这生活完全相反的环境里。严武是始终都希望杜甫出来做官的：762年春他第一次任成都尹时，就写诗劝杜甫不要以为自己会写诗做赋，便看不起官吏们戴的“冠”；后来严武到了长安，又推荐杜甫为京兆功曹；这回再来成都，得到政府更多的信任，他更不肯让杜甫在浣花溪上过清闲的生活了。他在六月荐杜甫为节度使署中的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赐绯鱼袋。一般人看来，这对于杜甫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帮助，杜甫也就不得不离开草堂，迁入成都节度使署中。严武在这时整顿军容，试用新旗帜，训练武士，力图恢复沦陷吐蕃的松、维、保三州。他在早秋七月，率兵西征，写《军城早秋》绝句，杜甫也用绝句相和。九月打败吐蕃七万，克当狗城（四川理县东南），收盐川城（甘肃漳县西北），又命汉州刺史崔旰（即崔宁）在西山追击吐蕃，扩地数百里。所以后来杜甫在《八哀诗》里这样推崇严武：
公来雪山重，公去雪山轻。
严武能诗善战，败吐蕃，收复失地，挽回西陲的颓势；他立下大的功业，对杜甫却小心关怀。晚秋时，吐蕃已破，杜甫在他的幕中和他一起在北池眺望，在摩诃池泛舟，观《岷山沲江画图》，彼此分韵赋诗，歌咏阶下的新松、宅内的绿竹，由此可见二人交谊的密切。杜甫在这时还写了《东西两川说》，论到边疆上的许多问题。
唐代幕府的生活是很严格的。每天都是天刚亮了便入府办公，夜晚才能出来；杜甫因为家在城外，便长期住在府中。不但生活呆板，西川节度使署里的人事也很复杂。那里的文武官员因为中原变乱，无法生存，西蜀可以勉强维持生计，所以彼此都勾结阿谀，保全自己的地位[1]。杜甫这时已经五十三岁，满头白发，穿着狭窄的军衣，在幕府里与些互相猜疑、互相攻击的幕僚周旋，心里充塞了难言的忧郁。他在《莫相疑行》里说：
晚将末契托年少，当面输心背面笑；寄谢悠悠世上儿，不争好恶莫相疑！（《莫相疑行》）
在极痛苦的时刻他想到孔雀不免被辱，历史上多少伟大人物也难免受困，因此勉强自慰，他向自己说，不要尽怪那些幕僚，诸葛亮写过《贵和篇》，是值得学习的，况且——
丈夫垂名动万年，记忆细故非高贤！（《赤霄行》）
他一方面拘于幕府的规条，过着呆板的生活；另一方面又被幕僚嫉妒，受他们的攻击，同时他的身体也渐渐难以支持了。他早年就有肺病、疟疾，这时又添了一个新病：风痹。在办公室里坐久了，四肢会感到麻痹。他在寂静的夜半，独自住在府中，听着长夜不断的角声，望着中天月色，写出来一首悲凉的七律：
清秋幕府井梧寒，独宿江城蜡炬残。永夜角声悲自语，中天月色好谁看？风尘荏苒音书绝，关塞萧条行路难。已忍伶俜十年事，强移栖息一枝安。（《宿府》）
这景况他是难以担当下去的。所以他一再写诗给严武，请求解除他幕府中的职务，让他回到草堂，去过农人的生活；到了次年正月三日，严武终于答应了他的请求。
在这以前，他也曾短期请假回村，写过几首秋诗；如今归来，正当初春，他好像没有预感到他不久就会离开草堂，于是又起始修葺茅屋，预备长期住下去。
在草堂和幕府两种极不相同的生活中间，也就是在农田耕作和与幕僚相周旋的中间，他个人的心情充满了悲愤。764年，据户部的统计，全国经过十年的丧乱，人口只剩下一千六百九十余万，比天宝十三载唐代人口的最盛时减少了十分之七！所以杜甫在送友人唐诫往东京的诗里说：
萧条四海内，人少豺虎多。少人慎莫投，多虎信所过；饥有易子食，兽独畏虞罗。（《别唐十五诫因寄礼部贾侍郎》）
太子舍人张某从西北来，赠给他一领珍贵的毛毯，上边织着汹涌的风涛，中间有掉尾的鲸鱼，此外还有许多不知名的水族。他把这贵重的赠品接到手里，展阅许久，觉得不是他这样的人所能享用的，最后又珍重卷起，退还客人，才觉得心地和平，因为——
叹息当路子，干戈尚纵横；掌握有权柄，衣马自肥轻。……皆闻黄金多，坐见悔吝生。奈何田舍翁，受此厚贶情！（《太子张舍人遗织成褥段》）
这时名画家曹霸也流落成都，他在开元时代曾在南薰殿里重摹唐太宗时代的功臣，给唐玄宗爱好的玉花骢写生。如今流落民间，他描画的对象转为一般寻常的人民，因此反而受俗人们的轻视。杜甫同情他的遭遇，写成有名的《丹青引》，这首长歌是这样结束的：
途穷反遭俗眼白，世上未有如公贫。但看古来盛名下，终日坎缠其身。
他又在《忆昔》诗中想到开元的全盛时代，仓廪丰实，路无豺虎，天下的朋友都胶漆一般地契合，现在一匹绢要卖万钱，田野流血，洛阳宫殿和西京宗庙都烧毁一空，他虽然希望代宗能够中兴，但他自己却“泪洒江汉身衰疾！”
安史之乱使唐代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变化，给唐代的诗歌也划了一个界限；时代的转变在杜甫的诗里留下深刻的痕迹，而朋友不断的丧亡也使杜甫觉得这界限一天比一天鲜明。王维、李白、房琯诸人的死在前两章里都已提到。到了764年，郑虔死于台州，苏源明饿死长安，杜甫得到这两个消息，写出沉痛的《哭台州郑司户苏少监》，他放眼看一看当时的文艺界，深切地感到——
豪俊何人在？文章扫地无！
同时他又反顾他自己的处境，是——
疟病餐巴水，疮痍老蜀都，飘零迷哭处，天地日榛芜！
765年正月，高适也在长安死去了，杜甫作诗哀悼：
独步诗名在，只令故旧伤！（《闻高常侍亡》）
杜甫在梓州时，已经感到朋友零落，想往江南或回故乡，若没有严武的召请，他是不会再来成都的。如今再来成都，在幕府里周旋了几个月，受尽苦楚，好容易能够回到草堂，本想耕劳自给，过他所愿意过的生活，不料当他在美好的春日伐竹除草、修理茅屋时，严武在四月里忽然死去了。严武一死，使杜甫在成都失却凭依，他不能不在五月率领家人离开草堂，乘舟东下。临行时写了这样一首诗：
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如何关塞阻，转作潇湘游。万事已黄发，残生随白鸥。安危大臣在，不必泪长流！（《去蜀》）
杜甫自从760年春在浣花溪畔建筑草堂到这时只有五年半的岁月，再减去梓州、阆州的一年又九个月，他在草堂的居留还不满四年，但他却使这一片地方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块圣地。从这里产生了不少的传说，据说每逢四月十八日，成都的住民都到草堂游览，年年在那天都是晴天，从来遇不到下雨的天气。并且浣花溪水也是那样净洁，后来女诗人薛涛（768—831？）用这里的水制造出各种颜色的笺纸。此外唐代成都的街坊祠庙如锦里、石笋街、果园坊、石镜、琴台、先主庙、武侯祠……也都由于杜甫的歌咏垂名后世。
注释：
[1] 杜確在《岑参集序》里说：“时西川节度因乱受职，本非朝旨。其部统之内，文武衣冠，附会阿谀，以求自结。皆曰中原多故，剑外少（稍）康，可以庇躬，无暇向阙。”这是五六年后杜鸿渐为剑南节度使时一般幕僚的情况，严武幕中的人事关系比这也不会好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