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大家正在厂门口等候公方代表，余静和严志发在中共长宁区委统战部部长办公室里。杨部长谈完以后，指着他们两人说：
“‘五反’的辰光，你们合作过，现在又在一道搞公私合营，可以说是老搭档了。志发同志对沪江厂的情况也熟悉，你们两人去，一定可以把工作搞好，不要胆怯，余静同志。”
余静听到“不要胆怯”四个字，脸上绯红了。这是隐藏在她内心深处的秘密，从来没对任何人讲过，不料给杨部长一语道破了。她调到市里学习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工作，听了市里许多首长的报告，经过反复讨论，对党的政策有了深一层的了解。她感到在训练班里短短几个月里提高了不少，心里十分高兴，以后回到厂里做党的和工会的工作更有把握了。学习完毕，市委组织部找她谈话，要派她到沪江纱厂担任公方代表。她从来没想到过自己会当任公方代表。她虽然是在沪江长大的，解放后也没有离开过沪江，但她过去做的是工会工作和党委工作，从来没有做过行政工作，尤其是没有做过公私合营厂的行政工作。这个工作对她说来，是完全陌生的。何况行政工作要直接领导生产，按时完成生产任务。这样的经济建设工作，她根本没有负责过。她希望不做经济工作，还是做党委工作，再做工会工作也可以。她向市委组织部表示：自己能力差，怕不容易完成公方代表的任务，希望组织派另外的同志到沪江来工作。组织部的同志说：这次短期训练主要是训练公方代表的干部。全市许多行业申请公私合营，党要派干部去，如果她认为沪江工作吃力，那么，可以考虑调换另外一个厂家，不过，还是要担任公方代表的职务。余静好半晌没说话。她低着头在想：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及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在训练班里学习了很久，自己也完全拥护，在总路线灯塔的照耀下，可以看到祖国光辉灿烂的前途。
不管是工业化也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也好，都要有人工作啊。她原来就在私营纱厂工作的，不回到沪江去，一定要到另外一个将要公私合营的纱厂里去。如果到别的厂去，情况一点也不熟悉，干部和工人也不了解，资方和公方代表更不认识，那困难更多。作为一个党员，应该服从组织分配，到工作最需要的地方去。要是大家都不服从分配工作，那算啥共产党员呢？她后悔刚才提了意见，可是又收不回来了。她惭愧地抬起头来，说：由组织决定好了。组织部的同志，反而征求她的意见，并且说：对工作有意见，提出来，组织上可以考虑的。她说没有意见，于是决定到沪江纱厂来，并且把训练班学习的严志发派给她，一同去工作。她总怕完成不了党交给她这样重大的任务，不仅要改造私营企业，还要改造私营企业的上层代表人物。徐义德和梅佐贤这些人物是不好对付的呀！虽然经过五反运动，和过去情况不同了，可是铁算盘还是铁算盘啊！酸辣汤也还是酸辣汤啊！
接受了党给她的光荣而又重大的任务，她拿着市委组织部的介绍信，到市人民政府纺织管理局报到，委派她到公私合营沪江纱厂担任公方代表。她回到家里坐在客堂间，皱着眉头在想。余妈妈看到了，问她为啥不高兴？她不啧声。余妈妈一问再问，她只好把心事向余妈妈倾吐。余妈妈也担心，她完成不了生产任务，责任可不小，要她再和组织上商量商量，派别人去不行吗？她说不行，现在人手少，训练班里的人都要做这样工作。余妈妈一听这话就愣住了，两个人面对面的坐着，谁也不言语了。后来还是余妈妈想起，问她为啥不找杨部长商量一下呢？第二天她就和严志发一同来看杨部长了。
她简单地向杨部长汇报了学习收获和组织部分配工作的情况，要求杨部长指示他们怎样做好工作。杨部长分析了“五反”以后民族资产阶级有变化和徐义德目前的思想情况，鼓励他们去。余静听了，增强了信心，坦白地对杨部长说：
“我原先确实有点胆怯，怕完成不了任务。”
“当然，担任一项新的工作，总没有原来的工作熟悉，如果能够在一项工作上深入钻下去，永远做这个工作，驾轻就熟，再理想也没有了。不过，我们是共产党员，要进行革命，完成一项总任务以后，就要提出一项新的总任务。既然叫新的总任务，就是没有做过的事。拿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工作来说吧，别说你们两位没做过，我也没做过，市委和区委负责同志也没做过，我们全党的干部没有人做过，大家都是新手。”
“大家都是新手？”余静回味这句话。
“你说谁做过？”
“没人做过。”
“那就对了。”
“干吧，”严志发精力充沛地说，“余静同志，多大的事，有党领导，天也塌不下来，怕啥！”
“谁说怕的？”余静挺着胸脯说；“当然干，马上就走！”
杨部长送他们到门口，握着余静的手说：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完成了，以后，党一定还会有新的任务提出来的。”
“你放心好了，杨部长，我接受党分配给我的任何新任务！”余静说，“以后分配工作，我再也不讲价钱了。”
“组织上决定以前，允许干部提出意见，这是你的权利，为啥要放弃呢？”杨部长笑着说，“自然，讲价钱是不对的，党员不服从组织决定是不许可的。”
他们挤上公共汽车赶到沪江纱厂，徐义德和赵得宝他们已经等了很久了。
余静到了厂里，首先改选了中共沪江纱厂委员会，除了原有的委员以外，严志发、秦妈妈和汤阿英参加了党委会，余静担任书记，赵得宝担任专职副书记。赵得宝主要在党委会工作。厂里工会也改选了主席，由秦妈妈担任，从车间调到工会，脱产搞工会工作。汤阿英被选为工会副主席，做秦妈妈的助手。但汤阿英暂时还要兼顾一下车间的工作。接着沪江纱厂合营工作筹备委员会也成立了，徐义德是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是余静。筹委会下面设立两个组：秘书组和清估组。
清估组的正副组长是梅佐贤和汤阿英。
余静从党委会办公室搬到厂长办公室办公，她的桌子正好和梅佐贤的桌子面对面。严志发在行政工作上暂时没有名义，他在余静桌子右面放了一张小桌子，做余静的助手。徐义德最近特别积极，每天上午都要到厂来办半天公。他在厂长办公室里热情地对余静说：
“你担任我们厂里的公方代表再理想也不过了。老实说，你没来以前，我担心我们厂里的公方代表，要是来个不懂业务的，我们要接受公方领导，公方代表又不懂，许多事体就不容易谈，我们私方就有些为难了。我早就想：如果像你这样的人来当公方代表，那就好办了。公方代表要纺管局委派，我也不好乱提意见。在厂门口听说你就是公方代表，我高兴的不得了，纺管局的首长真有眼光，果然派你来了。”
“徐总经理对我过分夸奖了。我能力不强，经验不足，组织决定了，我只好服从，我对厂里的情况倒是比较熟悉，有事体商量起来，确实方便些。”余静望望徐义德和梅佐贤说，“今后你们有啥意见，希望随时提出来。”
“你太客气了，余代表，”梅佐贤从沙发上站起来，微微欠了欠身子，说，“你是我们的老领导，老上级，沪江纱厂有了你这样好领导，保险公私合营工作一定很出色！”
“合营工作做的好不好，主要看党的政策贯彻执行的怎么样，单是我一个人起不了多大的作用，要靠党委，工会和大家的力量。这次棉纺织企业申请公私合营，徐总经理积极参加，我听到十分高兴。”
“你怎么晓得的？”徐义德脸上露出惊异的神情。
“我在纺管局听说的。这次合营，许多问题都是你们自己提出，自己讨论，自己拟订方案，贯彻了民主讨论，充分协商的精神。”
“主要还是市委的领导好。我们学习了陈副总理的讲话，根据纺管局指示的裁并规格，经过反复协商，拟出了一个企业裁并方案。最初报上去，老实说，谁也没有把握。过了两天，局里批了下来，完全同意我们的方案：通达等三大企业，在原企业总管理处下进行合营；生产条件比较适合单独生产经营的单独合营，有我们沪江等四家厂；合并合营的共同有两类六家：原来和通达有关系的两个厂并股不并厂，归到通达系统进行合营，那些厂房简陋，设备陈旧，技术力量不足的小厂，和邻近条件好的大厂进行并股并厂合营，除了并人并任务以外，机器设备，分别情况，有的利用，有的搁置。经过合并改组，原有的十三个企业单位，并成七个；二十三个厂并成九个。这么一来，既有利于生产，也有利于进一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实在太好了。”
“由你们讨论提出方案，要比纺管局提出的好。你们最初为啥不肯提，反而要纺管局提呢？”
“余代表，你不了解。”徐义德把声音放低，说，“当初有人企图通过合营趁机会捞一把，很多人积极活动找对象，大鱼想吃小鱼，小鱼要吃虾。不瞒你说，还有人想吃掉沪江哩！”
“那一定是一条大鱼。”余静笑着说。
“可不是一条大鱼么，就是鼎鼎大名的潘信诚，通达纺织公司的总经理。这位总经理平常不大吭气，好像与世无争，关于企业利益的事，他都躲在后面，从来不出头，一接触到他自己利益的事体，就伸出头来了。他是工商界的巨头，棉纺业的元老，市委又很重视他的意见。他要沪江和通达合并，我不同意。大家这么争来争去不是个办法。我们解决不了，只好请政府出来说话了。纺管局只提出裁并改合的规格，要我们讨论提出方案。有了规格，事体好办了，潘信诚就不提吃掉沪江的事了。”
“凡事有了原则，就好办了。”
“你这话再对也没了。余代表，这次裁并改合的方案，就是体现了纺管局的原则，大家没有话讲，一致赞成。”徐义德把话一转，说，“可是清产定股的问题就麻烦了。这问题和裁并改合一样重要，也可以说，比裁并改合还重要。”
“那当然，这关系到每个厂的资产净值，股份数量。”
徐义德出神地看了余静一眼：余静离厂去学习了几个月，对上层资产阶级比过去熟悉的多了。连他们争论不休的清产定股问题，也看出了问题的实质，不禁流露出钦佩的神情，叹服地说：
“你一语道破，这是有关资本家切身利害，有关社会主义改造，谁也不肯马虎。就是这个问题，在公会里讨论了很多次了，总没有一个结果。请示纺管局，这次纺管局更妙了，连个规格也不给了，要我们扩大讨论范围，并且说，各厂还可以自己讨论。”
“纺管局真的没有给规格吗？”
余静这么一问，徐义德顿时愣住了，纺管局给了规格？一定是马慕韩压下了，不向同业传达，怪不得他那么坚持哩。大概是政府照顾大户，有意给潘家和史家这些大户的机器升值。政府为啥不照顾中小户一下呢？他不能吃这个亏，要照顾，大中小户必须一视同仁，不能把中小户甩在一边。他要力争，质问马慕韩为啥不把纺管局指示的规格拿出来让大家讨论讨论，然后再根据规格向纺管局提意见。为啥不照顾中小户？难道中小户是晚娘生的吗？既而一想，他又觉得不像有规格，纵然马慕韩一手遮天，纺管局会不问起吗？何况江菊霞是合营工作组的副组长哩。马慕韩知道了，江菊霞一定知道，而江菊霞知道，就等于他也知道。一定没有规格。他肯定地说：
“我没听说纺管局指示过规格，也许今天指示的，那我就不清楚了。”
“提出来很久了。”
“很久了？”徐义德皱起眉头，困惑地望着余静，仿佛在问：他怎么不知道呢？
“你没听说过吗？”余静也有点困惑了。
“没听说过。”徐义德心想马慕韩办事真是辣手辣脚。
“总经理如果晓得了纺管局指示了规格，早就给我们说了。”梅佐贤也感到这件事十分蹊跷，徐总经理是棉纺业消息最灵通人士，许多内幕新闻都是他首先知道的。这么重要的消息，徐总经理怎么会不知道呢？他对余静说，“纺管局指示的规格，你是不是可以给我们讲讲？”
“当然可以。清产定股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又是很复杂的工作，要根据‘公平合理，实事求是’的原则来进行，公方领导，私方负责，职工参加，公私协商，最后送到主管机关批准。棉纺织工业公会没有给你们提起吗？”
“这个吗？”徐义德暗暗松了一口气。徐徐地说，“提倒是提过。”
“那么，根据这个原则办好了。”
“问题没那么简单，你不清楚我们棉纺织工业公会的事体难办的很。那些巨头们肚里另外有一本账。早些辰光公会里提到清产定股问题，潘信诚的儿子提出了一个计算公式。要是按照这个公式计算，潘家的机器要升值千把万也不难。这么一来，政府太吃亏了。大家说我们资产阶级唯利是图，一点也不错，临到企业公私合营了，潘信诚还要捞一票。特别叫人吃惊的是马慕韩，他是工商界进步分子，也赞成潘家的公式，你说，奇怪不奇怪？当时争持不下，大家同意留到以后再说，同时请示纺管局，最近纺管局的指示下来了，要我们扩大讨论范围，说各厂也可以自己讨论。”
“你不是说今天上午十点钟讨论吗？”
徐义德看看表：十点还欠十分，他说：
“十点快到了，他们也该来了……”
徐义德的话还没有说完，韩云程、郭鹏和赵得宝、秦妈妈、汤阿英他们准时来了。徐义德等他们坐好之后，讲了一下棉纺织工业公会讨论三个公式的经过，说：
“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同意潘宏福的公式，你们说，是啵？”
“潘宏福为啥要提这个计算公式？”赵得宝知道潘信诚是上海棉纺业的大亨，他儿子提出来，大概有啥原因。“那还不明显吗？”梅佐贤早从徐义德那里了解了真相。他说，“通达的机器旧式的多，有的还是前清时代买进的，当然主张用这个公式计算。”
“原来是这样！”赵得宝没有说下去。
“潘宏福的公式得出来的已使用年限，根本和实际不符，因而是不科学的。我们晓得任何一种机器，实际耐用年限，总要超过规定的耐用年限。”韩云程字斟句酌地说，“这样算法，既不公平，又不合理，从我们纯技术观点来看，也说不过去。
我个人同意徐总经理的意见，这个公式不能成立。……”
郭鹏心里完全赞成韩云程的意见，可是在徐总经理和梅厂长面前，他不能附和别人的意见而没有自己的见解，一时又想不出新的说法，却又不甘沉默，他抢着说：
“徐总经理提的这个计算公式，比较公平合理，我赞成这个计算公式。不过已使用年限的历史资料倒是一个问题，如果历史资料不全，算起来确实有些困难。”
“我们厂里有历史资料。”秦妈妈说。
“对，我们厂里有历史资料很全，”梅佐贤得意地说，“我对这些资料一直很重视，锁在保险箱里。用的辰光，总是我自己拿出拿进，一点也没有遗失，这次果然派上用场。”
“有的老厂历史资料不完全的怎么办呢？”
“这个……”梅佐贤给郭鹏问得说不下去了。
“我就不相信没有历史资料，”汤阿英说，“资本家买机器办厂，会把资料扔掉？这是骗人的鬼话。”
“那也不一定，敌伪时期，把厂分散，搬来搬去，可能有些散失。”郭鹏见徐总经理一个劲注意听他的话，他又是高兴又是担心，一怕说错，二怕总经理误会。他说，“我提出这个问题来，只是希望大家多研究一下，把理由想的充足一些，说服别人更有力量。”
“啥资料全不全，”赵得宝说，“潘家马家一心想把机器多算钱。”
徐义德听了汤阿英和赵得宝的话，感触很深：他们简单几句话就说到资本家的心里，抓到问题的核心，比梅佐贤和郭鹏都强。而梅佐贤和郭鹏都是他得力的助手哩。他点点头，说：
“赵同志说的对，拆穿来讲，他们就是想把机器升值。真的没有任何历史资料可以证明已使用年限吗？我也不相信。”
刚才韩云程本来要谈到徐总经理提出的计算公式，被郭鹏打断了他的话，又抢先赞成徐总经理的计算公式，便坐在沙发上默默不语，且听郭鹏夸夸其该。关于历史资料的事，郭鹏给徐总经理一反问，紧紧闭上嘴了，不再饶舌。汤阿英见大家默默地坐在那里，她冷静地回想她挡的细纱车，从车头一直想到车子底层部分，忽然得到启发，说：
“历史资料真的没有吗？要说没有，那是骗外行的话。就是一点历史资料没有，也可以找出已使用年限的根据。”
“没有历史资料，也可以找出使用年限的根据？”梅佐贤惊奇的眼光对着汤阿英。
大家的眼光都聚集在汤阿英的身上，连徐义德也用着惊诧的目光等待汤阿英的回答。汤阿英不慌不忙地说：
“如果历史资料没有，机器总还在吧？没有机器，那就不存在估价的问题了。既然有机器，问题很简单。你们忘记了吗？每一部机器上都有铸造的年号，一查年号，基本上就可以查出已使用年限了。”
郭鹏萎缩到沙发里去了，这么简单的常识，他自己为啥没有想到呢？真没料到在汤阿英这个年青女工面前丢了这个脸，更糟糕的是徐总经理和梅厂长就坐在旁边啊！
徐义德暗暗吃惊：他竟然也没想到这一层，差点叫潘信诚和马慕韩唬住了。纺管局要扩大范围讨论实在是有道理。他想到上海滩上几度变动，有些工厂曾经停工，便望着韩云程，问道：
“查出年号，有人说机器曾经停止使用过，要是没有历史资料，你说怎么办呢？”
“这也不难。凡是停止使用的，一定有资料可查，上海几个主要时期停工，完全可以算出来的。退一万步说，就算各厂情况不同，停工长短不一样，也可以折骨评定。只要有机器，总可以计算出来的。”
“你说的完全对，”徐义德兴奋地站了起来，大声地说，“这么讲，潘信诚和马慕韩的理由更不充足了。比较起来，还是我提的那个计算公式公平合理，余代表，我们就定下来，怎么样？”
余静一言没有啧声，她冷静地注意听每一个人的意见，并且把它仔细记在小笔记本里。徐义德问到她，她翻了一下小笔记本，想了想，说：
“今天谈的很好，把一些问题弄得更清楚了。清产定股的原则，刚才已经和徐总经理谈了，纺管局指示的很清楚。财产清点的原则，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企业合营时全部实有财产，认真清查核实，做到不重复，不遗漏。财产估价原则，应该以现值为率，参照一九五○年重估基础，再就资产折旧和其他实际变动情况，作一些必要的调查。这样公平合理，本来没啥司争论的。棉纺织公会既然提了三个不同的计算公式，大家的意见又不一致，我们今天暂时不定，还是请徐总经理拿到公会去讨论一下，然后再定，比较合适。”
“你认为我提的那个计算公式怎么样？”徐义德见余静说得头头是道，条理清楚，并且很有分寸，认为这位公方代表不推板，以后和她共事得小心点，眼前的余静又不是“五反”辰光的余静了，看她掌握政策讲话风度，举止老练，神态沉着，简直是另外一个杨健。他焦急地等候回答，热情地叫了一声“余代表”。
“这三个公式比较起来，你提的那个比较公平合理。”
“余代表真有眼力，啥事体都瞒不过你，一看就清清楚楚。”徐义德心里有了底，兴奋地站了起来，眉头上洋溢着得意的神情，胖呼呼的腮巴子上堆着微笑，愉快地说道，“明天我到公会找他们讨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