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抱负是一回事，考试的失败却也终归是失败，韩愈是个文人，而不是圣人，因而他不能不愤愤，在失败中求挣扎。
在这年的正月二十七日，有《上宰相书》。仍本他自我推荐的做法，请求宰相举用他。这封信先引的是《诗经》《孟子》，认为培养人才是最可称道的事。谁该负这种责任呢？那就是君与相。至于他自己，则是一个标准的读书分子，亦即理想的士，你看，“名不著于农工商贾之版，其业则读书著文，歌颂尧、舜之道。鸡鸣而起，孜孜焉亦不为利。其所读，皆圣人之书。杨、墨、释、老之学，无所入于其心。其所著，皆约六经之旨而成文，抑邪举正，辨时俗之所惑。居穷守约，亦时有感激怨怼奇怪之辞，以求知于天下，亦不悖于教化。妖淫谀佞诪张之说，无所出于其中”。没有一点不是正统。可是他现在的运命呢，“四学于礼部乃一得，三选于吏部卒无成”，所以不得不上书了。他的看法很直接，他认为国家既需要人才，士人也需要位置，“上之设官制禄，必求其人而授之者，非苟慕其才而富贵其身也；盖将用其能，理不能；用其明，理不明者耳。下之修己立诚，必求其位而居之者，非苟没于利而荣于名也；盖将推己之所余，以济其不足者耳。然则上之于求人，下之于求位，交相求而一其致焉耳。……可举而举焉，不必让其自举也；可进而进焉，不必廉于自进也”。真为西洋人的作风！又为使人根据成绩决定用与不用起见，仍然是抄了若干首文章，请宰相们审查。
殊不知在中国这种社会，是不适宜于这样作法的，当时既无效果，后世还挨了许多骂，况且这时的宰相是赵憬、贾耽、卢迈，其中之一就是所谓贾滑州，他在二十三岁时已经上书而如石沉大海的了。
可是韩愈不死心，隔了十九日，就是二月十六日，又第二次上书。他说他像受了水火之灾的人一样，对任何人都想求救，“蹈水火者之求免于人也，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爱，然后呼而望之也；将有介于其侧者，虽其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则将大其声疾呼，而望其仁之也”。他更说：“古之进人者，或取于盗，或举于管库；今布衣虽贱，犹足以方于此。”意思是：难道自己还不够一个强盗么？真是像他书中所谓“情溢辞戚，不知所裁”了！
然而这封信仍是枉然，于是又隔了二十九日，即三月十六日，作第三次的上书。这一次没有引《诗经》《孟子》，却提出周公一食三吐哺、一沐三捉发之说。他说难道你们宰相比周公还高明吗？周公还那样虚心求才，你们为什么拒而不纳？国家的政治，难道也真正到了不需要人才的时候了么？韩愈举出：“天下之贤才，岂尽举用？奸邪谗佞欺负之徒，岂尽除去？四海岂尽无虞？九夷八蛮之在荒服之外者，岂尽宾贡？天灾时变，昆虫草木之妖，岂尽销息？天下之所谓礼乐刑政教化之具，岂尽修理？风俗岂尽敦厚？动植之物，风雨霜露之所沾被者，岂尽得宜？休微嘉瑞麟凤龟龙之属，岂尽备至？”否则就不该对人才这样冷淡，就不该让韩愈一上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门而阍人辞焉”！再说，他这样急于求仕，是学孔子，不过孔子是在不统一的春秋时代，一国不用，可以去另一国，现在不然，“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国，舍乎此，则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断断不能到夷狄那儿去做官啊！还有一条出路是到山林里去，可是这在韩愈也做不到。因为“山林者，士之所独善自养，而不忧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忧天下之心，则不能矣”。韩愈的态度虽若可笑，然而是实情。他的民族本位思想在这里，他的入世思想在这里。后来排佛，也不外一则因为那是“夷狄之法”，二则因为那是“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在韩愈正是前后一贯的。
然而说什么，也是没有反响。于是，只好在这年的五月，收拾行李，离开京师长安而东归了。因此他的游学生活，算告了小小段落。
他在京师时的穷困情形，后来隔了四五年，才在给李翱的一封信里说出来：“仆在京城八九年，无所取资，日求于人，以度时月；当时行之，不觉也。今而思之，如痛定之人思当痛之时，不知何能自处也。”所以他那三上宰相书的急进，就更可原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