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提到的吴石好友吴仲禧，是中共在敌人的心脏布下的一颗“冷棋子”。在中国两种命运决战的时刻，这颗“冷棋子”在吴石多次经意、不经意间的关键性帮助走活了。吴仲禧在回忆吴石时以感激的语气写道：“1947至1948年间，解放战争的形势逐步起了根本性的变化。吴石知道我正在进行一些秘密工作，也就主动为我提供条件，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和帮助。”⑧
吴仲禧有着非同一般人的经历。肖克将军在《纪念吴仲禧同志诞辰一百周年》一文写道：
吴仲禧同志是中国大革命时期北伐军一位有名的将领。二期北伐时，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师的代理师长，我曾在拨归他指挥的二十四师七十一团的连队工作，是上下级指挥关系。记得在武汉誓师北上大会上，他在检阅台慷慨激昂，动员全体官兵要革命到底，彻底打垮北洋军阀，统一中国，实现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民主义，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后来在临颍大战中，他亲临前线指挥，果断地率领部队从敌军主阵地东北迂回奉军主力炮兵阵地，断敌退路，该师共产党员蒋先云团长身先士卒，壮烈牺牲，将士们前赴后继，终于突破了敌人的主阵地，取得临颍战役的决定性胜利。在祝捷会上，吴师长神态凝重，举杯激励大家为国争光，洒酒奠祭阵亡将士，献身革命的爱国精神溢于言表，场面感人至深。
遗憾的是，在大革命失败后直到70年代末的半个世纪里，我一直未再获得这位爱国将领的音讯。⑨
那么，吴仲禧到哪里去了？吴仲禧1937年7月成为中共特别党员，已卧底敌营10年，一直潜伏在敌人的心脏里。1946年1月，军法执行监部宣告撤销，他调任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这时他已与在上海的中共特别党员王绍鏊⑩恢复联系，王要他到上海面谈，届时具体安排工作。4月，他怀着向党组织汇报工作和请求去延安学习的愿望，悄悄从广州到达上海。
当他去沪之前，曾向左洪涛（中共特支书记）⑪透露过自己的意向。左托他带一封密信给当时在南京、上海的周恩来同志，后来获知内容是请示在内战即将全面爆发的情况下，特支人员的去留问题。这封信，他面请王绍鏊转递。周恩来接信后，当即指示：“相机撤退。”约两三天后，经王绍鏊安排，地下党组织负责人潘汉年⑫、张唯一⑬在王的家中同他连续谈了三个晚上。张首先告诉他，广州托带的信已转交周恩来同志，周恩来同志将另行答复，并告周恩来明确的意思：吴仲禧还有什么事想要面谈可另约时间。但对于他要求到延安学习的事，潘明确告诉吴仲禧：内战必将扩大，不可避免。现急需蒋军的军事情报，这项工作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还是暂时放弃这个想法，最好能在国防部内部找个实职，以便搜集蒋军的情报。他明知这是一项十分艰难、危险的任务，但还是接受党组织布置的任务。他当即从上海启程，赶往南京找吴石设法在国防部内谋取职务。
吴仲禧到南京时，吴石已是国民党国防部史料局局长。走进吴石并不宽敞的办公室，两位好友久别重逢，格外高兴，落座后就天南地北聊起来。闲聊中，吴仲禧提出：“虞薰，军事参议院闲散无聊的很，最好能在国防部内谋一个实职。”吴石考虑一下，为难地表示：“奋飞，这事还不好办。国防部名义上由白崇禧当部长，实权还是操在陈诚总长手里。重要人事安排，陈诚总长还做不了主，需报蒋介石委员长核准。我先帮助联络，你回去等。一有消息，会马上告诉你。”……这样，吴仲禧辞别吴石后，就购买车票，乘车回广州家中静候消息。对于好友的交代，吴石热心帮忙，动用自己的人脉关系，经过多方周旋，9月，终于为吴仲禧谋到国防部监察局中将首席监察官一职。接到消息，吴仲禧作了认真的思考。在他看来，监察局里的职位虽不直接掌握军事机密，但可以靠这个牌子在南京活动，并有机会到各地巡查、视察，利于搜集军事情报。之后，他随即赶到上海，与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征得同意后，穿上军装，急匆匆赴南京上任。
吴仲禧发挥作用的机会来到了。1947年6月30日，遵照党中央和毛泽东关于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的指示，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12万人南渡黄河，向大别山挺进，揭开全国性大进攻的序幕。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后，党组织迫切希望吴仲禧能从“华中剿总”处了解蒋军的第二线兵力，究竟还有多少可以抽调投入前线，以作战略决策参考。吴仲禧在上海接到这一指令后，当即赶往南京，住在吴石家中设法探询。在吴石家中，适逢“华中剿总”情报科长胡宗宪来访吴石。
胡宗宪是广西将领廖磊的内侄，也是吴石在陆大时教过的学生。他对吴石十分尊敬，每次从武汉回到南京，都要去看望心仪的老师。
这一次，恰巧吴石不在家，他就与吴仲禧聊起来：“是吴石老师介绍我在‘华中剿总’参谋处担任情报科长职务，这次出差来南京带了‘华中剿总’参谋处编印的一份作战态势旬报请吴石老师指点。”吴仲禧接来一看，这份旬报虽只有32开本八九页，但内容包括国共双方的部队番号、兵力、主官姓名、战斗损失等项，既有文字简述、判断，又有态势要图、统计数字等等，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的难得军事情报，边看边说：“这些材料对研究战略、战术太有帮助了。”胡宗宪只知道吴仲禧是吴石的挚友，也是同道，却不知道吴仲禧的真实身份，加上在柳州时就相识，看吴仲禧这样认真一页一页地翻阅，冲着吴仲禧说道：“吴长官如有兴趣，待我回武汉后也寄送吴长官一份，请多多指正。”吴仲禧喜出望外，当即将通讯地址写给胡宗宪。后来，胡宗宪将每期作战态势旬报，寄到吴仲禧在上海交通大学读书的大儿子吴群敢处转交，直至1948年底没有中断过。上海地下党组织认为，这是正式编印、书面有据的第一手情报，并有连续性，蒋军情况经核对属实，旬报中对我军的判断亦很注意。当时在上海负责联系吴仲禧的刘人寿⑭常去电话探询收信情况。1948年夏，刘人寿离沪在香港述职期间，还特意介绍同为中共地下党员的妻子黄景荷定期前去取回。
1948年6月，吴仲禧改任国防部中将部员。不到一个月，就被派往“徐州剿总'服务。行前，他专程到香港请示上级潘汉年、张唯一。当时“徐州剿总”总司令是刘峙，副总司令是杜聿明，参谋长是李树正。李树正是吴石的学生，李树正在柳州曾任第四战区参谋处长，与吴仲禧面熟。为了完成使命，吴仲禧途经南京时，请吴石写信带交李树正，吴石在亲笔信中告诉李树正：吴仲禧中将是自己多年的同学、好友，请多加关照，给予方便。
酷热的9月，经过一路的辛苦，吴仲禧到达徐州“徐州剿总”司令部，适逢刘峙、杜聿明在前线视察，李树正看过吴石的介绍信，见是老师的好友又加上曾经相识，对吴仲禧分外客气，一再说：大家都是柳州的老同事，现在天气这样热，前方又这样乱，你这样大的年纪用书面来报到就可以了，何必这样辛苦亲自来呢?”吴仲禧只好敷衍：“国防部要我来了解点情况，以便回去好汇报。”李树正自然不知底细，硬劝他先休息两天。吴仲禧虽然心里焦急，也只得等待机会。
两天后，李树正带吴仲禧到总部机要室看作战地图，边看图边简要介绍有关部署。在机要室，二万五千分之一的大幅军用地图上详细标示从商丘到海州全线国共双方部队的番号、兵种、驻地。因李树正在旁陪同，吴仲禧只好默记要点，托辞劳累，改天再看，李树正满口答应。第二天，李树正改派一位参谋带他到机要室，他趁这位参谋外出时迅速将蒋军的主要布置笔记下来。重要情报到手了！吴仲禧内心高兴极了。
为了送出情报，吴仲禧托辞因身体不适，要到南京看病，旋即结束在“徐州剿总”的“工作”。
他从徐州登上火车直奔上海，一到上海就将这一重要情报向地下党组织汇报，由中共地下报务员用地下电台直报中共中央情报部。后来，吴仲禧回忆：”这次任务的完成，如果没有吴石的有力介绍，没有李树正按照吴石的嘱托作了种种关照，是不可能这样顺利的。"⑮对于这一情报的重要价值，《李克农——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一书提到：“1948年9月中情部就收到上海潘汉年系统发来的《徐州剿总情况》的电报。电报内容包括徐州‘剿总'的范围、所辖绥区、哪些兵团、主官姓名、兵力配备等……还有：徐州‘剿总’对共军可能发动攻势之估计，‘剿总'之作战意图等。这是淮海战役前解放军获得的关于徐州一带敌情的情报，最早又比较全面，有利于组织淮海战役的准备工作。”⑯50年后，当时吴仲禧的直接联系人刘人寿在《关于淮海战役的最早又较全面的情报》一文中写道：“我们这些人，在敌区长期埋伏，远离领导机关，并不能常常知道自己工作的实际效果。虽然已事隔近50年，但这个评价使我们确知了自己的局部工作起了有利于全局的作用，毫无疑问这对我和有关的同志，是个莫大的鼓励和安慰！”⑰2009年秋我赴河北西柏坡时参观了一个叫《无名丰碑》的展览，惊喜地看到这份电文，展板上写着“决战淮海前的重要情报”，文中介绍：”淮海战役前，潘汉年领导的我秘密党员吴仲禧以国民党国防部中将部员身份被派往徐州剿总视察工作。其间，他利用参观机要作战室的机会，凭记忆写出《徐州剿总情况》上报党中央，这是淮海战役前，我军获得的最早又较为全面的情报，对全面部署淮海战役起到了重要作用。”这段文字充分肯定了这份情报的分量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