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自出校任事以来，备受刺激，感想良多，时届第一次欧战之后军事学术已日新月异，诚有再求深造之必需，每与曩曾留日之同学往返，获知日本陆大组织健全，颇负时誉，乃谋东渡求学。幸得方韶松先生之助，由福建省政府保送，同行者三人，为余与萧其昌、陈东生两君，抵达后陈变计中止东行，后改赴德。
日本陆大极不易入。虽收中国学生为第一种政策耳，初系每年招收一次，后易为三年一班。余抵日后，方知最近一班入校仅一年，须待其毕业，始得收新生，当时颇感徬徨。一般友好咸劝余不如先入炮兵专门学校，余纳其言。爰补习三月，为投考炮校之准备，初日本各兵科学校皆可保送，毋需考试，厥后来者渐多，乃废保送之例，而且考试极严，余幸应付裕如，幸获考取，入校后学习亦不感困难。
翌年，炮校毕业，考陆大之时机已至，此时投考日本陆大难关重重，第一因为来考者多，合各省籍计共四五十人。余为福建省政府所保送，限于经费，无法继续，势须先解决学费困难问题，余遂返闽交涉并至南京请愿。当时日本陆大限定我国学生名额，每期仅六名。来考者四五十人，中间有知难而退者，但仍有十人候考，余志在必得，虽知困难，意不稍馁，乃竭其全力准备，延富有应考陆大经验者二人为导师，准备三个月后，始往应试，与试者四十人，而录取名额仅六名，群感希望甚微，乃于考后向日政府交涉增加名额。时幣原当政，对吾国比较缓和，允增两名共为八名，余幸录取入校。
民国十九年冬，余入日本陆大肄业。翌岁秋，于参谋旅行期间，忽闻“九一八”之变，遂返东京。其时留日学生中，发生继续留日抑立即回国之问题，请示结果，为普通学生回国，士官学生退学。于是，去者纷纷，观望者亦不少。时留学生监督已回国，陷于无管理之状态。有二同学另有作用，欲率各校学生返国，当时士官生中，有因要求回国，而被日警侮辱者，某日集会解决去留问题，余主张陆大学生之地位，非士官生可比，盖吾人中国派往国外将校及陆大学生，两种立场，举动必须审慎，不能稍受侮辱，回国并不反对，但行动不可轻率，须得中央命令，始可离日，此言一出，同学多数赞同。惟其中二人，大肆咆哮，几欲动武。余谓士各有志，各行其是可耳。众韪余言。翌日，中央电至，坚嘱勿行，原主张回国之二人，以声言退学在先，不得不行矣。“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陆大当局对于中国学生仍未改常态，故吾人卒能忍痛再读二年，完成学业。
日本陆大于入校时，限制极严，非确实后秀之学生，决难幸致。日本学生视此为最重要之关头，除具特别天才者外，自准尉以上，非经过数次考试，不能入选。在校时，功课繁重，每日皆有作业。平常能考列前茅者，率皆苦下工夫，往往彻夜不寐。余知其然，故三年在校片刻不懈，各科作业，皆按时交足，对其他科目如外国语、骑术等，他人多等闲视之，余独郑重其事，从未缺席。授外国语等项辅助科目时，往往仅得余与一二人到场而已。至于所作之战术案，日教官颇重视，常付印分送，并命余登台讲述。参谋本部公译留日学生以余为最有心得之一人。
二十三年，余学成归国。值参谋部方改组，辟余入部任职，陆军大学亦聘为教官，时第十期入校，甫一年学生以不满教官引起风潮。余甫任教两个月，风潮即告平息，当时战术多采德籍顾问，来校任教者，态度非常傲慢，目中无人。自余以生力军加入后，彼等遂稍敛其前态矣。时参谋本部第三所正成立一研究日本及收集情报之机构，邀余参与。余知“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曰人之野心已昭然若揭，大战爆发仅属时间问题耳，未雨绸缪，应有准备。但此项工作初无基础，一旦从事实感困难，且情报来源，尤无从着手，余乃多方设法，以达成此艰巨之任务。利用余原有之日本书报杂志，及托留日士官生猎取各种有关材料，加以整理研究，历时三载，共编成日本作战之判断及与政治、经济、海空军总动员有关之材料都十余种，名为“参二室蓝皮本”，此书初出无人注意，迄“八一三”抗战军与日本侵略一切兵力部署及攻击指向，悉如蓝皮书所判断；即开战以来，敌人之兵力番号与编制，亦无一不相符。当时与余共任此工作者，如郑水如、吴鹤予、蔡重江、周季煜、王斐丞、万祖章六人。
七七事变发生后，委座即决计组织大本营，参谋本部改为第一部，第二厅改为第二组，徐祖贻（燕谋）任组长，余任副组长，兼第一处处长。战端既启，敌之资料，尤不易搜集，无已乃以旧有之蓝皮书，翻印以应需要。此外，则临时设法收集新资料。情报之来源，不外战场搜索与国际刺探，但战场搜索为不可能，故当时情报来源，仅有两种，一为日本报纸，一为敌人广播。日本行征兵制，其军队遇有伤亡，必于报纸公布，吾人可按其兵籍，以判断其所属之师团，结果证明所判断者殊确，其始敌人之广播甚详尽，吾人可依此断定其兵力为何种部队，为数几何，辄十九不误。
京沪会战后，大本营移武汉。徐组长祖贻任第五战区参谋长，余以副组长代组长仍兼第一处处长，如是者一年，劳悴备至。时苏联派来情报人员多人与余合作，见余服务精神振备，均心悦诚服，其后张鼓峰、诺门坎两役叠起，彼等即摭取余所供资料，报告其本国，皆膺重赏，于是争以时计、水笔傀余。忆在汉时今主席每周必召见咨询一次，深为嘉许；则苏方人员揄扬之力也。
武汉作战时，第一部改军令部，第二组改第二厅，徐培根任厅长。论余代组长已一年，本可真除厅长，乃事实却不然者，盖由一已具有事业重于地位之见解。当时忙于作战大计划，昕夕应付已感目不暇给，何暇自谋升迁。以时俗眼光视之，余蹉跎之误，固觉难以自解，然不矜功，不言禄，淡泊自甘，未始非培养一种美德之途径。其时第二厅全部工作重心，悉在第一处，余致力于斯固夙夜匪懈也。
二十七年秋，武汉转进大本营移重庆。今国防部部长白公（崇禧）任桂林行营主任，次长林公为参谋长，辟余为参谋处长。时部中人事不甚协调，余乃决计赴桂，桂林行营范围颇广，辖二、四、六、九等战区，白公自任指挥。桂南会战时，余方病，力疾从事数夕不交睫，病苦不可名状。长沙第二次会战后，今主席即预料又有第三次会战发生，乃命李任潮（济琛）、贺贵严（衷寒）、熊天翼、张向华（发奎）、薛百陵（岳）、顾墨三（祝同）、白健生（崇禧）、林蔚文诸公草拟第三次会战计划，余亦参预其事，实负起草之全责。昆仑关之役，亦因余之指导而告大捷，杜光庭即以此一战成名。柳州会战后，桂林行营即撤销，余受命任第四战区参谋长。
第四战区长官司令部原驻曲江，昆仑关会战后始移驻柳州，司令长官为蒋自兼、张向华（发奎）副之，而代理其职务，始以蒋光鼐任参谋长，蒋辞后以余继之。余任事适在南宁作战之后，战事虽暂告休止，然对于南宁之规复，正刻意准备，盖预定敌不能久留桂境，终须退出，为未雨绸缪计，乃作参谋旅行二次、战史旅行一次。当敌开始撤退时，余自广播得情报，适张长官不在柳，未及请示，乃将邓龙先、夏威之部队集中作追击之部署，命令既上。翌日，敌即退出南宁，余电请张长官回柳主持，自任追击之责，以吾人追击颇为活跃，故所获战利品亦夥，敌仓皇逃遁，不及行破坏工作，地方赖以保全者甚多，邕市区内之建筑物，桥梁及水电设备完整无缺，不可谓非得追击迅速之效果也。试观卅四年，敌自广西撤退，桂柳名城成为焦土，前后比较，相去几何！越日，张长官抵南宁，余乃督队前进，敌在钦县略施抵抗，随即出海，余亦归。
余在参谋长任内，对于幕僚任务，皆切实履行，既不自我宣传，亦不矜功自伐。上峰对余之印象批评如何不得而知，在袍泽间莫不交口称颂，平日推许备至。自问人之誉我，愈令一己增加自信心，愈思努力奋勉。个人所作南宁战后战史旅行之实录及参谋业务两巨册，传诵一时，各方皆认为信史为范本，见解独特，许为知言，此诚差堪自慰，而五年以无大愆，尤以堪自信。
三十三年夏，敌大举犯湘。衡阳既陷，长驱入桂。桂柳战役情况之困难，有过于他役，敌分数度入寇，战线之广，自越边龙州沿南路以达粤桂湘桂省境，以包围广西，正面绵延五百里，敌挟其八师团之兵力，持向心力之态势随变深入，欲一举而打通其南洋路线，威胁我大后方，我方之兵力仅得十六集团军两个军，嗣增入九十三军，兵力仍原有限。湖南会战后，自九战区调来两个军皆残余部队，有名无实，其战斗力亦极薄弱，当时请求增兵之电在二十以上，迄未邀准，指导上之困难已臻极点，殆业生所未经。兵力既呈劣势，态势又复险恶，再感觉命令不能全盘调和，在此严重情况下，其不为所歼灭者几希，犹忆敌人进入桂林地带时，曾受我军抗拒，歼灭不少，敌在南战场来宾一路，亦曾受挫折，当时若能增入生力援军，则局势未尝不可挽回也。时我军于桂林方面取守势，来宾方面取攻势。部队由柳州退出后，预料敌必止于宜山。但因独山以南，物资颇多，敌到宜后或再前进，不能无准备以掩护物资之后移。故余抵怀远后，即设立阵地凭河固守，虽有良好据点数处，惜无可用之兵，仅得重炮三四门，战车七八辆与工重一团与斯而已，余即以炮兵为基干，编成阵地阻敌前进，相持七日敌之来者均不敢渡河，余为此部署，近于冒险，人心惴惴颇怀疑惧，不知余早有准备，意料敌人自桂林兼程前进，兵力必不多，且无重炮窜柳后地区更大，用于此方之兵力至有限。势必稍加整理，然后搜索前进，余之敢于用少数兵力，抗敌于怀远者即以此。时长官部在河池，余每日必亲赴前线一次躬亲指挥。无何，河池又告急，乃退至六寨。六寨不幸为盟军误炸全镇尽毁，余居车站，幸免于难。余眷于柳州退出时，虽已尽室先行，第交通工具极度困难，亦饱受琐尾流离之苦。余生平最珍贵之书籍沿途散失无遗，爱子复殇其一。余抵筑后与家人凄然相对，忧劳感伤，竟罹大病一场。时长官部已由安顺移桂西百色，余则为疾所缠犹留贵阳。
长官部抵百色后，奉命改为第二方面军。溯余自四战区参谋长历时五载，颇有勌意，现既改方面军，去志益坚。斯时林蔚方任军政部次长，电邀赴渝，为顾全公谊私交，仍于病愈后遗赴百色，为维持两月始离去。
三十四年三月抄，余自百色乘美军运输机赴昆明谒前总长何公，蒙慰勉有加，希望余仍留二方面军，以参谋长兼副司令官，或留昆任陆军司令部副参谋长，余以返中央任职之意已决，婉谢之，遂于四月一日飞重庆，入军政部，任主任参事。
军政部参事室向以例行公文为多，业务清简。主任参事虽为高级幕僚，实等于伴食宰相。余到部后，作风丕变，合参秘两室为部长办公室，余兼主任，工作性质已化例行为设计。凡一切章制计划之拟订皆余起草，全部案牍皆须过目，业务视前已增加三分之一有奇。日本投降后，工作更见紧张，关于受降、复员、整军、建军等计划，咸殚精竭力以赴，自平旦达夜分，从无休息，一年以来曾尽平生最大之努力。然卒以劳顿过度，血压高涨，病又起矣。医师皆嘱必须静休三月，否则病将不治。余亦知其然，但不欲以私废公，养病仅旬日，即销假视事。
还都以后，中央军事机构改组工作即行展开。今主席指定部长陈公为改组委员会主任委员，林次长蔚文、刘次长为章、刘次长任夫、袁副部长守谦为副主任委员、钱厅长企农等十五人为委员，余为秘书组组长，负责指导业务、及拟订计划，历时六月，改组工作粗告完成。国防部成立，余任史料局局长，其后十阅月，后呈奉核定改史料局为史政局焉。
余检讨一生，自觉碌碌无他长，惟亦有两点稍异于他人者。兹分述之：
其一，守着固执始终不变。以学习而言，既下决心，则必到达目的而后已。儿时体弱，每年必患疟疾两月，疥疮与头痛经常不愈。入陆军预备学校，乃决心学习各种体操，以锻炼体格。初觉为难，久亦习以为常，体遂日益健硕矣。习汉文时，每日侵晨即起，从无间断，每作文课必寄与吾父批改，后随何梅生先生学诗，以不谙音律之人，短时就学，即能吟咏。习外国语，进步极速，初到日本，对日文一字不识。两阅月，而听讲能力，已臻上乘。初习游泳，贸然入水，几遭没顶，缘绝不畏缩，习之不已，现亦能泳越小河。就以上所举各例而言，则余锲而不舍之精神与毅力，终觉事与愿违者殆命也乎。
其二，余性忠厚，待人以诚，为人谋而忠，一生成败皆繁于此。以能尽力为人助，故能得生死患难之交；以待人诚笃，故或见款于小人颇受其累，赋性如此，致事业前途与生计方面，不免同受影响也。
此外，余尚有一特点，则辨别善恶过于分明，往往面对小人憎恶之情，见诸辞色。比殆得之先天或吾闽之国民性，短于词令，不喜夸矜，往往思想内容极佳，但难期娓娓动听，以不克达到辩才无碍之境，引为憾事。夫言语为智力与学力之表观，余乃独拙于此，其亦秉赋所然欤。
注：根据吴石好友、福州大学教授魏应麒保存的《萃文叔生平传记》（手抄本）校勘。自传约写于1946年。20世纪90年代由其子魏世熙、女魏世媄转交吴石之子吴韶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