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和品味我国木器家具（包括坐具）的起源和发展，如果你喜欢，肯定是一桩趣事。

家具、坐具，作为日常生活用品，在原始社会是不存在的、没有的。原始人住在山洞里，以树叶为衣裳，以兽肉、野果为食物，其行走坐卧，生产和生活方式，与我们的现在是无法比拟的。原始人基本上没有工具，到了新石器时代才有了“石器”，比如石斧、石针、砭石等。而这些“工具”是做不成像样的家具的。可以说，我们共同的祖先炎帝、黄帝，及其他的子民们，或许已经告别了山洞，可以拥有遮风挡雨的简易房屋，鲁班的创造，使房舍的建设有了很大的突破，但是，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家具和坐具。

远古时的人们，没有椅子、凳子之坐位，没有床橱之器具，那，他们的日常坐卧是何种姿势呢？据史料记载，从商周秦汉到三国魏晋，人们的生活起居，基本上沿袭着“蓆地跪坐”和“择地而卧”的原始方式。古人用芦苇编制成苇蓆，铺在地上，用以坐卧。为了切实实践既定的礼仪制度，对“上”应该跪坐。何为跪坐？就是双膝跪在苇蓆上，屁股坐在并容起来的两个脚后跟处，这就是标准的“正襟危坐”，对“上”表示着绝对的尊敬。否则，如果盘起两条腿来，臀部直接触于苇席，像和尚那样“盘腿打坐”，对于“上面”来说，绝对是有失礼仪的。当然，苇蓆不光是为跪坐而设的，古人睡觉也是睡在苇蓆上，或仰或侧，用以成眠。尽管，后来出现大小、高低不同的蒲团类坐具，苇席并不是唯一的坐卧之物，但是，蒲团之类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跪坐的姿势、礼节和习惯。

在没有家具、坐具，只有苇蓆、蒲团的远古时代，人们长久的跪坐姿势，既是一种礼仪制度，也是一种风俗习惯。据考证，从炎黄、商周、秦汉，到三国时期，中国基本上没有家具、坐具。到了晋朝，出现了少量的凳子、杌子之类的木质坐具。但这些坐具，绝大多数很低、很矮，非常简陋，坐上去并不舒服。这里的问题是，既然晋代有了鲁班的继承者，有了做家具的专业工匠，那为什么不统一做得高一点，让人都能舒适一些呢？为什么一定要把多数家具做得“很低很矮”呢？

古代木器坐具，又低又矮的主要原因，是传统的跪坐习惯、跪坐以成礼仪的社会制度所酿成。中国古代，人，是要分三六九等和高低贵贱的，下面的人对上面的人是必须要恭敬的。恭敬的具体表现虽然很多，但对“上面”取跪坐的姿势，是日常起码的礼仪制度。上面、下面的“上下关系”是无处不在的，即使只有两个人，或者按年龄，或者按辈分，或者按男女，或者按职位，或者按主仆，或者按尊卑，一律不能平等，总是要分出“上下”来的。

相传，孟子走进自己的房间，瞥见妻子没有跪坐，而是“盘腿打坐”。他觉得妻子对他无礼，就产生出了“休妻”的念头。孟母知道后，以“儿子进屋仓促”“儿媳无备”为由，制止了“孟子休妻”。这表明，古人对“跪坐于苇蓆之上，以成礼仪”的要求，是相当严格的。晋代低矮坐具的出现，并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跪坐”的礼仪制度。这就是晋代以来的中国坐具，大都趋于低矮的主要原因。

不过，社会总是要发展的，家具和坐具也是要发展的。晋代以后，坐具的高低品种逐渐多起来，有高一些的，有中等的，也有很低矮的。于是，在坐座位的问题上，就有了上坐、下坐之分。上面，需要坐“上座”，下面，就必须要坐低矮的座位。这是绝对不能颠倒的。否则，那就是不守礼仪、大逆不道的非礼行为。至于可以便于折叠和携带的马扎子（有的叫撑杌子、扤撑子等），是民间智慧和木工技术进步的产物，但它在家具的王国里，不足为“具”，难以登堂入室。

唐代后期，随着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的广辟和拓展，随着商业活动的兴起，也因了各方面利益的驱使，东西方文化交流日有增加，特别是丝绸和茶叶生意红火起来。与此同时，从东汉时期就传入中国的佛教（一说，佛教是从秦始皇时期传入中国的），到了唐朝后期，经过朝廷特别是李世民、武则天的推崇，佛教文化的东西方交流日益频繁。于是，西方民族的“高坐具”、部分家具，逐渐进入了我国的家具领域，对中国坐具、家具的低矮之风，形成了强大的冲击。相对舒适的“高坐具”，带有靠背、扶手的木头椅子，在上层社会开始出现。与此同时，跪坐之礼中的“下面低坐”之“旧俗”，也慢慢淡化，不拘一格起来。不过，“跪拜、磕头之礼”，仍然完整的保留着，直到民国年间还很普遍，并且曾经与鞠躬礼并存。

五代十国至北宋、南宋时期，虽然战争连绵不断，朝代快速更替，但奇怪的是，这样的“紊乱”局势，却推动着生产力的发展。于是，这个时期，赫赫然出现了一个中国本土各民族文化、东方西方文化互相交流、互相渗透的大环境，致使中国社会世风骤变。骤变中，家具、坐具的风格也突易故辄，家具不再以简单的坐具为主，桌、椅、案、橱、柜、架等各式家具品种，也趋于完备、日臻新颖。就坐具而言，舒适的“垂腿而坐”，基本上代替了可致人两腿酸麻的“蓆地跪坐”。 “龙敦”，大床，高型、大型家具，出现在皇宫和皇族贵胄阶层，占居着中国家具的统治地位。至明代，中国家具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明代家具的造型、装饰、工艺、材料等，已经达到近乎完美的境地。在清代近300年历史中，其家具风范，秉承明代之势，继往开来，创造了独具风采的“清代风格”。

我国明清时代的家具风格，按其形、制区分，大致分为五大类：椅凳类、桌案类、床榻类、柜架类及其他类；按家具的材质，可分为硬木、软木两大类。硬木有紫檀、花梨木、鸡翅木、鸟木、铁梨木、红木；软木有黄杨木、榉木、楠木、山榆木、柏木、柞木、樟木、核桃木、笨槐木等；这里所说的硬木，不包括北方的枣木，因为枣木过于硬，只可做农具、工具，不适合做家具；这里所说的“软木”，是与“硬木”相比较比而言的，至于我们常见的杨木、柳木等，因其常常“走节变形”，木质不稳定以及过分松软，所以是不能做成好家具的。民间家具，多为水欔、凿木、红白松木、白桦、杨椴、笨槐木和香椿芽木为主要原料。

现在，明清两代遗留下来的，比较精致的木器家具已经很少了。“物以稀为贵”。如今，明代的插屏式坐屏、书斋用具、花台、紫荆木笔筒、墨海等家具，都被列为珍品。明代家具的主要风格是：造型简练、以线为主，结构严谨，做工精细，装饰适度，繁简相宜，木材坚硬，纹理优美；清代一些官府或者大家族留下来的木器家具，也够珍贵的。比如：龙镂雕王椅、云石雕龙柱圆桌、云石雕龙罗汉床、龙雕大厨等。这些古家具之所以珍贵，一是因为具有用料宽绰、体态硕大，表现出雄伟、稳重气势的特点。二是因为在装饰上，运用了透雕和浮雕的工艺，突出体现出剔透、空灵的效果和清代家具的风格。三是，作为古代精工细琢的手工工艺品，有一些几乎是付出了毕生的精力、力量做成的，具有相当美好的收藏和观赏价值。

不过，这样的家具在古代，是所有者地位、身份、荣誉、名分的象征，来到现在，它只是作为一种古代有形的实物文化，供人收藏、观赏、欣赏、玩味，可惜，在其实用性上，就需要大打折扣了。究其实用性、舒适感来说，即使是非常珍贵的、清代的龙镂雕王椅，虽然古朴美观，甚至镶金嵌玉、雕龙隽凤，可是真正坐上去，只能以正襟危坐的姿势，不可随随便便横躺竖歪，所以是不怎么舒服的。这些古代的珍贵坐具的实用性、舒适性，远远比不了现代沙发的柔软性和随意性。又比如清代的云石雕龙罗汉床，看上去美观而尊贵，宽绰而趸壮，可是真正睡上去，并没有柔软舒服的感觉，当然远远比不了对睡眠有协同、辅助作用的现代席梦思床垫。

我想，假若你家里有一套清代的龙镂雕王椅，同时也有一套现代的高档沙发，我相信，你可以指着“龙镂雕王椅”对客人进行炫耀，你可以很有成就感的向人诉说它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你也可以把它看做是“祖宗遗物”“富贵象征”永远收藏，你还可以把它看做是进一步发财致富的商品，将其高价卖给别人，以便更好的聚敛财富，但是我相信，你在日常生活中，因为坐它没有坐沙发舒服，所以一定不会常坐在“龙镂雕王椅”上的，一定是经常坐在那一套现代化的高档沙发上。由此来看，古代家具，无论多么尊贵，由于在实用性上的落后和不足，是注定要走进博物馆去的。现代人所青睐的，理应是沙发、席梦思为代表的，颇具实用性的现代家具。

在古今家具实用性的对比中，你可曾想过，沙发和席梦思，这两样具有代表性的现代家具，是中国本土的发明么？不！它同古时候“席地跪坐”演变成“垂腿而坐”的缘由一样，也是从西方国家传入中国的。所以，我们在品味木器家具、坐具的由来和历史变迁的时候，至少可以得到五点启示：1、中国古代的坐具，从“席地跪坐”演变成“垂腿而坐”，得益于“跪坐礼仪”的淘汰，得益于西方文化的进入；2、各民族乃至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可以极大地促进社会的发展，也改变着中国人的物质文化生活。3、对于“五四”时期提出的“德先生”“赛先生”（民主与科学），实行“拿来主义”，一定可以使中国社会获得巨大的进步。4、闭关锁国、排斥外来的文化，是不明智的愚昧。5、坚持厚今薄古，反对厚古薄今，承认社会的发展进步，是认识社会的起码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