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值盛夏，天气闷热极了。北总布胡同梁家的四合院里，一丝风也没有。徽因和母亲正收拾东西，准备第二天全家人一起去香山避避暑热。因为一大早就要动身，所以提早在做准备。
思成在书桌前整理着图纸。他有点儿伤风，说话瓮声瓮气的。
一家人正忙着，志摩来了。他说天气太热，晚上做不了什么事，就溜达到这里来看看思成、徽因。
徽因、思成放下了手中的事情，高兴地和志摩说着话。
志摩看看摊在桌子上的图纸和资料，随手拿起一张写得密密麻麻的卡片，上面写着《诗经·小雅·斯干》。他拉着腔调念道：“‘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鸟斯革，如翚斯飞，君子攸跻……’有意思，怎么你们又研究起《诗经》了？”
徽因说：“这可能是最早的咏建筑的诗。它写的是周王宫室刚刚落成的情景。那一连串比喻够多巧妙！他说那宫室有的像人抬起脚跟远望那样飞檐翘角；有的像箭镞那样笔直而有棱；有的壮观如大鸟展翅；有的如出没在草丛中的野鸡一样五彩斑斓。最后以君子登临之乐来赞美这建筑物，够传神了吧！”
思成接着说：“自古以来，中国的学子士人，看重文章诗词，喜爱金石书画，历史文化精神在诗词歌赋、金石书画中得以张扬。唯有建筑，被看做是一门手艺，几千年来，只是师徒传授，从不见诸于文章。如今，想把建筑作为一门艺术来研究和鉴赏，只有从这些历史典章中寻找记载和依据。你没瞧见，徽因钻故纸堆已经有瘾了。”
志摩十分感兴趣地问：“最早有记载的宫室建筑是什么时候？”
“公元前12世纪。”徽因说，“司马迁老先生在《史记·殷本纪》中记载，殷纣王的宫室南踞朝歌，北据邯郸，皆为离宫别馆。”
梁思成找出一张壁画的拓片让志摩看：“这是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采桑猎钫图’，战国时期的作品。你看这上面的宫室建筑共分几室，各室间有立柱，每室各有一门，门扉双扇。上端有斗拱承枋，枋上更有斗拱。你再看这里，四周似有栏杆，两端下斜垂线以代表屋檐。从这一稀罕的例证就可想见，建筑技术在当时已发展到了怎样的水准。可以说，后代建筑的基本结构，这时已经成型。”
徽因告诉志摩，思成打算对各地的典型古代建筑以绘图测量摄影的方法做系统的记录研究。到时候她要和思成一同去踏勘考察。
志摩说：“我羡慕你们！既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又踏了青，访了古，还是贤伉俪结伴同行，真不知是几世修得的福分！”
思成笑道：“诗人总是善于想象，事实上做这些事恐怕没有那么好玩。”
徽因问志摩最近是否要回上海，小曼身体怎样。志摩告诉徽因，他通过朋友的关系，可以免费搭乘南京飞北平的邮政班机，这样一来可以省钱，二来可以快上许多。只是时间不能自己安排，完全得随着航空公司走。
徽因有些担心地问：“运送邮件的飞机安全吗？”
志摩满不在乎地说：“没事儿，我坐过两次了，挺好的。”
正说着话，宝宝跑了过来。宝宝快两岁了，会说简单的短语。女佣刚给她洗过澡，脖子上扑着白白的一层痱子粉，穿着宽松的小裙子。
志摩是这个家里的常客，她叫着笑着扑了过来。
志摩把她抱在自己的膝上逗她玩儿，他对思成、徽因说：“宝宝越长越俊了，脸盘儿是梁家的，眼睛却是林家的。”
徽因说天太热，叫宝宝下地自己玩儿，宝宝跑开了。
大家说起了一连数日的高温天气，说也许很快就有一场大雨。徽因忽然想起前些天刚见到温源宁，听他讲起了徐志摩的趣事。
温源宁是徽因的表姐夫，与徐志摩在英国剑桥大学时是同窗好友。温源宁告诉徽因，有一次下大雨，徐志摩硬要拉着他到郊外去，说是等着看雨后的彩虹。他迟疑着不想外出，徐志摩就一个人跑了去。
徽因提起这些，问志摩是否确有其事。志摩笑着点了点头。
徽因又禁不住问：“那天，你在外面等了多久？究竟看到虹了没有？”
志摩道：“记不得等了多长时间，但最后还是看到虹了。”
他讲起了大雨笼罩四野的苍茫雄浑，讲到雨过天晴彩虹跃出的绮丽神奇。
徽因好奇地打断了他的话，问道：“你怎么一定知道会看到彩虹？”
志摩笑答：“完全是诗意的信仰。”
志摩又讲起了他在剑桥时常常在日落时分骑着自行车像夸父逐日一样急驶在英国乡间的土路上，追逐着渐渐西沉的太阳。有一天，他顺着一条大道向前骑，西天上铅灰色的云层呈穹窿状覆盖下来，夕阳在厚厚的云层里放射出万缕金辉。天和人离得很近，人骑着车，仿佛可以一直骑到那厚厚的云层中去，骑到那金光万道的夕阳的光辉中去。这时，原野上突然出现了一大群放牧归来的羊群。志摩说，这一时刻，自己只觉得这一大群温顺的生物，这一条笔直的大路，这千万缕不可逼视的夕阳的光辉，都有着神圣的境界。他情不自禁地跪了下去，对着西沉的落日，对着这世界上和谐而神奇的万事万物顶礼膜拜。
就这么说着话，天时已晚。志摩喝光了杯中的茶，起身告辞。他说：“好久没有这样痛快地聊过了。”
徽因、思成送他出门，看着他上了黄包车。
胡同里的路灯洒下了昏黄的光晕，空气里有熏蚊子的艾蒿的气息。
第二天上午，北京下了入夏以来的头一场大雨。骤雨敲击着屋瓦，天色十分晦暗。
住在胡适家的徐志摩有些心神不宁。好些天没有收到陆小曼的信了，志摩想，也许上几封信催她来京，惹她不高兴了？在上封信里，志摩告诉小曼，自己整天北京、上海两地跑，要穿的衣服都找不着。天气这么热，他只有身上穿着的这一件白大褂，想在北京做一件又不想花钱。他让小曼把家里那块颜色很扎眼的羽纱染了给自己做件长衫，也不知小曼做了没有。在胡适家住了近一年，胡适全家待他极好，可他仍不由得时常生出寄人篱下的感觉。长此以往，如何是好呢？想到这些，他心里又乱了。
他坐到了书桌前。长时间来，他习惯于用纸笔整理自己的思绪和感情。可提起笔来，思路却回到了昨晚梁家的客厅。徽因、思成的默契和谐，宝宝的活泼稚气，以及他们对未来的安排和打算，都让志摩既羡慕，又感慨。想来徽因一家这会儿已在香山了吧？
他信手写下“你去”这个标题，一首诗流泻在笔端。
晚上，停电了。志摩点上蜡烛，把白天写的诗读了两遍，又写了一封信，连同那首诗装进了信封。他想，明天可能会放晴，他想把信尽快给徽因寄出去。
这是现存唯一一封徐志摩与林徽因之间的通信。他们的通信都在建国后和“文革”中焚毁了，只有这封信和这首诗在遗忘中被保存了下来。从这封仅存的书信中，我们可以看出，徐志摩和林徽因之间的感情确实要比许多人传说和想象的要纯洁高尚得多。
徽音：
我愁望着云泞的天和泥泞的地，只担心你们上山一路平安。到山上大家都安好否？我在记念。
我回家累得直挺在床上，像死人——也不知哪来的累。适之在午饭时说笑话，我照例照规矩把笑放上嘴边，但那笑仿佛离嘴有半尺来远，脸上的皮肉像是经过风腊，再不能活动！
下午忽然诗兴发作，不断的抽着烟，茶倒空了两壶，在两小时内，居然诌得了一首。哲学家（指金岳霖）上来看见，端详了十多分钟，然后正色的说：It is one of your very best.但哲学家关于美术作品只往往挑错的东西来夸，因而，我还不敢自信，现在抄了去请教女诗人，敬求指正！
雨下得凶，电话电灯会断。我讨得半根蜡，匍匐在桌上胡乱写。上次扭筋的脚有些生痛。一躺平眼睛发跳，全身的脉搏都似乎分明的觉得。再有两天如此，一定病倒——但希望天可以放晴。
思成恐怕也有些着凉，我保荐喝一大碗姜糖汤，妙药也！
宝宝老太（指林徽因的女儿和母亲）都还高兴否？我还牵记你家矮墙（指林徽因香山别墅的围墙）上的艳阳。
此去归来时难说完，敬祝
山中人“神仙生活”，快乐康强！
脚病人
洋郎牵（洋）牛渡（洋）河夜
你去
你去，我也走，我们在此分手；
你上那一条大路，你放心走，
你看那街灯一直亮到天边，
你只消跟从这光明的直线！
你先走，我站在此地望着你：
放轻些脚步，别教灰土扬起，
我要认清你远去的身影，
直到距离使我认你不分明。
再不然，我就叫响你的名字，
不断的提醒你，有我在这里，
为消解荒街与深晚的荒凉，
目送你归去……
不，我自有主张，
你不必为我忧虑；你走大路，
我进这条小巷。你看那株树，
高抵着天，我走到那边转弯，
再过去是一片荒野的凌乱；
有深潭，有浅洼，半亮着止水，
在夜芒中像是纷披的眼泪；
有乱石，有钩刺胫踝的蔓草，
在守候过路人疏神时绊倒，
但你不必焦心，我有的是胆，
凶险的途程不能使我心寒。
等你走远，我就大步的向前，
这荒野有的是夜露的清鲜；
也不愁愁云深裹，但求风动，
云海里便波涌星斗的流汞；
更何况永远照彻我的心底，
有那颗不夜的明珠，我爱——你！
七月七日
忙碌中的日子过得特别快，不知不觉间，已是秋天了。北京的秋天是一年里最好的季节。天，格外地晴爽、碧蓝，秋蝉的鸣叫一声声残了，鸽哨掠过，带着空气的柔软和透明。
一阵风吹过，满地都是落叶。踩上去，有细碎的声响。老银杏树的叶子黄得绚烂夺目，那是最高明的画家也调不出的色彩。
院子里，石榴红了，枣子青了。沿墙根儿排着一溜花盆，仿佛一夜之间，菊花全开了。
林徽因最爱北京的秋天，只是一入秋，她虚弱的肺部格外容易因受凉而感染，少不得让思成格外操心。
营造学社的工作地点在中山公园西北角的一排平房里，紧挨着气象森严的皇城。这里幽静开阔，与故宫一墙之隔，离北京图书馆也近，是个做学问的好地方。
下午四点过，太阳偏西了，从学社门口的院子望出去，毗邻的故宫一层层屋檐和角楼笼罩在沉闷的阴影中，发散出森严的气息。那气息仿佛来自久远的过去，来自那每一间神秘房舍的角角落落。寒鸦归巢的叫声让人心里一阵阵发紧，每当这时，学社的同仁就互相招呼着准备回家了。
1931年11月10日下午，思成和徽因提早结束了手头的工作，他们五点以前要赶到清华大学参加一个茶会，这个茶会是为欢迎英国的柏雷博士而举办的。
柏雷博士是英国女诗人曼殊斐儿的姐夫。徐志摩热爱那位英国女诗人，在英国留学期间曾专门去拜访过她，还写了《曼殊斐儿》一文以志纪念。尽管她已病逝多年，徐志摩仍一如既往地在精神上爱恋和仰慕着她。
茶会上，徐志摩不停地向柏雷博士问长问短，希望能从柏雷口中得知一些曼殊斐儿生前身后的情形。徽因和思成会心地笑着，为志摩的痴心和执著而感动。
茶会结束后，志摩告诉徽因、思成，可能这几天要回一趟上海。他说，小曼接连几次拍电报来催，本来早就该走的，可飞机一次又一次地改时间。他有些懊恼地说：时间已经改了三次，课也一调再调；如果飞机再改期，便不走了。
徽因、思成回家后，接到一个电话，就又出了门。一位宾大老同学从美国回来了，他们得去探望一下。待忙完这一切回到家中，天已经很晚了。给他们开门的听差老王说：徐先生晚上来过，在客厅里等了好大一会儿，喝了一壶茶，留下个字条儿，才刚走了不大工夫。
徽因、思成看到了桌子上志摩的留言：“定明早六时飞行，此去存亡不卜……”
徽因怔住了，心中涌过一阵不安。她急忙拨通了电话，问询志摩行程的安排。她说：“我和思成觉得乘飞机到底有些让人不放心，不如还是坐火车吧！”
“你们放心，”电话中志摩的声音仍是那么愉快，“飞机很稳当的，我还要留着生命看更伟大的事迹呢，哪能便死！”
志摩的轻松态度倒使徽因觉得自己太过敏感，她连忙岔开了话题：“干吗开口闭口死呀活呀的，小曼身体不好，你这次回上海就多住些日子吧。”
“不行啊，我这边还有课，顶多一个礼拜就回来了。”
徽因说：“下个礼拜我也有课，要在协和礼堂给外国使节们讲中国的建筑。”
志摩忙问：“下个礼拜几？十几号？”
徽因道：“定在19号晚上，是下个星期三吧。”
志摩说：“我19号已经回来了，到时候给你捧场去。”
一个星期眨眼工夫就过去了。11月19日中午，徽因、思成收到了志摩在南京登机前发出的电报：“下午三点抵南苑机场，请派车接。”
下午，思成亲自开车去接志摩。天气阴沉沉的，起落的航班很少，空旷的机场十分寂寥。
一直等到下午四点半，仍不见志摩乘坐的“济南号”邮政班机的踪影。思成有些着急，向机场的管理人员打听，得到的回答是，济南一带今日有大雾，也许飞机没有起飞。再问，仍是一个不清楚。思成只得驾车返回家中。
晚上，协和礼堂灯光明亮。许多外国驻华使节携夫人来听林徽因的演讲。她今天演讲的题目是：《中国的宫室建筑艺术》。
徽因在演讲中列举了故宫，讲到了北海、天坛，这些地方都是这些外国人去过而缺乏了解的。更吸引他们的是徽因那流利的英语和灵动、形象的讲述。他们认为，这场专业性很强的演讲，因林徽因杰出的表达而引人入胜。当徽因结束演讲后，他们纷纷走上前来，向徽因致意和致谢。
徽因匆匆地和他们道别，匆匆地赶回家中。志摩没能如约而至，她心中隐隐有些不安。
一进家门，她便问：“思成，志摩有消息吗？”
思成说：“没有消息。我已给适之打过电话，适之也很着急，他担心志摩途中有什么变故。”
这一夜，徽因睡得很不安稳。夜半醒来，她再也不能入睡。志摩行前的留言中“存亡不卜”几个字仿佛谶语般在眼前晃动。她还想起志摩的一篇文章——《想飞》，那里边有些句子仿佛是不祥的预兆：“……天上那一点子黑的已经迫近在我的头顶，形成了一架鸟形的机器，忽地机沿一侧，一球光直往下注，硼的一声炸响，——炸碎了我在飞行中的幻想，青天里平添了几堆破碎的浮云。”
徽因用力驱赶着这些念头，在心里默默祈祷。她祈祷黑夜快快过去，她期待随着新的一天到来，志摩会像往常一样笑嘻嘻活泼泼地出现在人们面前。
11月20日早晨，北京《晨报》在十分醒目的位置刊发了“济南十九日专电”：
京平北上机肇祸
昨在济南坠落
机身全焚，乘客司机均烧死
天雨雾大误触开山
…………
放下《晨报》，思成立即开车带徽因前往胡适家。胡适也看到了《晨报》，他匆匆赶往航空公司，请他们拍电报向南京航空公司了解情况，又拍电报给山东省教育厅长何思源，让他帮助查询。
胡适在外面奔走打听时，张奚若、金岳霖、孙大雨、钱端升、张慰慈、饶孟侃等人一个个不约而同地来到了胡适家中。一时大家都没了主意，默默地围坐着，相顾无言，屋内的气氛压抑而沉闷。往常活跃开朗的徽因今天茫然失神，她紧张地凝视着电话，一阵又一阵密集的电话铃声，全是朋友们打来问询消息的。
胡适回来了。他神色黯然、声音喑哑地对大家说：“南京那边已证实，出事的是志摩搭乘的‘济南号’飞机……”
徽因不知道是怎样离开胡适家的，她只觉得心头像针扎般抽搐着疼痛，喉咙紧得吐不出一个字，眼前墨一般的昏黑。她只知道是思成在紧紧挽着她走，她还听到街上叫卖“号外”的声音：“诗人徐志摩惨祸……”
灾难的突然降临使热爱志摩的朋友们猝不及防。徽因怎么也不能把志摩和死连在一起！他是那样生气勃勃、才华光芒四射的一个人。他正值34岁的年华，像孩子般的认真和天真，谁能接受他已陷入沉寂的另一世界的现实？
可是，理智告诉徽因，志摩确实一去不回了！没有音信，没有消息，永远地一去不回，永远地没有音信，没有消息……面对这不可预测的人生，徽因悲哀地感到生命的脆弱，世事的难料，这种感觉曾在父亲遇难时强烈地袭击过她。
第二天一早，思成、老金、奚若前往济南齐鲁大学，会同沈从文、闻一多、梁实秋等人商议办理徐志摩的后事。他们劝阻了执意要一同前往的徽因。她的体质一向很弱，又怀有身孕，他们担心她无法面对那惨痛的场面。
22日上午九点多钟，梁思成一行赶到了济南。徐志摩的灵柩停放在一座叫福缘庵的小庙里，他们在那里向徐志摩的遗体告别。沈从文后来在一篇文章中记述了当时的情形：
两个工人把棺盖挪开……棺木里静静的躺着徐志摩戴了一顶红顶球绸纱小帽，露出一个掩盖不尽的额角，额角上一个大洞，这显然是他的致命伤。眼睛是微张的，他不愿意死！鼻子略略发肿，想来是火灼炙的。门牙已脱尽，与额角上的那个大洞，看来都是向前一撞的结果。这就是永远见得生气泼剌，永远不知道有“敌人”的徐志摩。
梁思成献上了一个小花圈，那是他和徽因连夜做成的，碧绿的铁树叶和洁白的花朵上浸透了徽因的泪水。
返回北平时，思成带回了一片失事飞机的残骸。徽因把这片残骸用一大块白绫包扎起来放在家中，一直到她去世。
1931年12月7日，徐志摩遇难半个月后，北平《晨报·副刊》上发表了林徽因的《悼志摩》：
他人格里最精华的是他对人的同情、和蔼，和优容；没有一个人他对他不和蔼，没有一种人，他不能优容，没有一种感情，他绝对地不能表同情……他只知道温存、和平、体贴，只要他知道有感情的存在，无论出自何人，在何等情况下，他理智上认为适当与否，他全能表几分同情，他真能体会原谅他人与他自己的不相同处。从不会刻薄地单支出严格的迫仄的道德的天平指摘凡是与他不同的人。
志摩的最动人的特点，是他那不可信的纯净的天真，对他的理想的愚诚，对艺术欣赏的认真，体会情感的切实，全是难能可贵到极点。他站在雨中等虹，他甘冒社会的大不韪争他的恋爱自由；他坐曲折的火车到乡间去拜哈代，他抛弃博士一类的引诱卷了书包到英国，只为要拜罗素做老师，他为了一种特异的境遇，一时特异的感动，从此在生命途中冒险，从此抛弃所有的旧业，只是尝试写几行新诗——这几年新诗尝试的运命并不太令人踊跃，冷嘲热骂只是家常便饭——他常能走几里路去采几茎花，费许多周折去看看一个朋友说两句话；这些，还有许多，都不是我们寻常能够轻易了解的神秘。我说神秘，其实竟许是傻，是痴！事实上他只是比我们认真，虔诚到傻气，到痴！他愉快起来，他的快乐的翅膀可以碰得到天，他忧伤起来，他的悲戚是深得没有底。寻常评价的衡量在他手里失了效用，利害轻重他自有他的看法，纯是艺术的情感的脱离寻常的原则，所以往常人常听到朋友们说到他总爱带着嗟叹的口吻说：“那是志摩，你有什么法子！”他真是个怪人么？朋友们，不，一点都不是，他只是比我们近情、近理，比我们热诚，比我们天真，比我们对万物都更有信仰，对神，对人，对灵，对自然，对艺术！
朋友们，我们失掉的不止是一个朋友，一个诗人，我们丢掉的是个极难得可爱的人格。
林徽因对徐志摩的回忆和悼念，写出了徐志摩独特的气质和魅力，写出了他对艺术、对美的痴迷，对朋友、对一切人的包容和善良，对理想、信念的坚守与愚诚。文章凸现了徐志摩“即使打破了头，也还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的性情。在当时众多的悼念文字中，林徽因的《悼志摩》具有格外的分量。
与此同时，“新月社”的同仁们计划设立“志摩奖金”，以鼓励和扶植白话新诗的创作，因为这是徐志摩未了的心愿。志摩的亲属和朋友则着手收集志摩已发表和未发表的作品，筹划编辑《徐志摩全集》。在收集材料的过程中，不期然地，林徽因与凌叔华发生了矛盾。
凌叔华是当时颇有影响的女作家。二十年代，她因写作《花之寺》、《绣枕》等小说引起了文坛的瞩目。这些小说反映了封建大家庭中备受压抑的女性生活，情致委婉，笔法细腻。后来，她与《现代评论》的主编陈源结婚，于四十年代移居国外。
矛盾缘于徐志摩委托凌叔华保管的一只小箱子。
那还是1925年的事情。当时，徐志摩正与陆小曼热恋，事情在北京闹得沸沸扬扬。心力交瘁的徐志摩决定远走欧洲，暂避一时。
行前，徐志摩把一个小箱子交给了凌叔华，请她代为保管。箱子里装有他在剑桥大学时期的日记，陆小曼的日记以及一些文稿信札。他半开玩笑地对凌叔华说，如果此行出了什么意外不能回来的话，你得给我写个传，这只箱子里倒有些你可能用得着的材料。
徐志摩之所以把这些很个人的文稿交给凌叔华保管，大概因为其中的文字有的关系到林徽因，有的关系到陆小曼，只有交给一个与此不相干的人较为合适。
朋友们都把自己手头原有的和搜集到的志摩遗稿送到了胡适那里，由胡适安排人统一整理。
11月28日，星期六，徽因来到了胡适家。她是来找胡适谈整理志摩诗稿的事情。
迎她进门的是胡适夫人江冬秀，团团的脸笑得和气极了。她说胡适这会儿有客人，请徽因先到书房稍候。
书房里有一张很大的书桌，书橱顺墙而立，书虽多，但十分整齐有序。一些取下来的书中夹着纸条儿，码在案头，大概是查好待用的。一眼看去，书的门类极多，线装布封的诸子，硬皮精装的外文原著，历史政治，佛经禅学，中医中药……书桌上有一幅字：“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看上去墨色很新鲜，可能是应谁之索要而写，上下款还未题。字如其人，胡适的字清癯洒脱，横竖撇捺显得细长，一点一顿则很用力，看上去虽不像瘦金体那般劲逸，却显得十分工整、脱俗。
正看着，胡适走了进来。说了一会儿闲话，他们谈起了整理志摩遗稿的事情，也谈到社会上一些报刊对志摩的指责与攻击。那些文字所涉主要是徐志摩的个人生活，尤其是他的离婚与再婚。胡适说：“指责志摩行为的人们应该明白，所谓离婚再婚这两件事其实最可代表志摩对理想的追求。他万分诚恳的相信那两件事是他实现‘美与爱与自由’的人生的必然过程。当然，在别人看来，这两件事的结果，似乎都没有能够实现志摩的理想生活。但到了今天，我们怎么忍心用成败来议论他！”
徽因说：“我和志摩认识的时间要算不短了吧？可我从未听见他抱怨过任何人，攻击过任何人。这是他那不爱计较的天性所决定的。可越是这样，反倒越是有人以攻击他为乐事。”
接着，徽因谈起志摩诗稿整理的情形。这些诗大多是发表过的，所以整理起来还算顺手。徽因熟悉那些诗行，一些诗句他们曾在一起讨论过。想起写下这些诗句的人如今已是生死永隔，徽因的眼睛又湿了。
时近中午，徽因开始收拾东西准备回家。胡适留徽因吃饭，他向徽因介绍太太善做家乡的徽菜“一品锅”。
“既然是吃午饭的时候了，就不要走了，”胡适介绍完“一品锅”后说，“我还有要紧的东西给你看呢！”
徽因忙问他什么要紧的东西。他打开了一个书橱，那书橱里一层层排列着用硬壳的纸夹夹着的稿子，看上去有十几册。
胡适用手抚过这些纸夹，说：“这些都是我多年对于《水经注》的研究，其中有许多是前人的说法，我在研究整理前人的基础上再提出我的看法。有朋友说我下这样的功夫研究《水经注》不值得，我说不然，佛书上常说一句话——‘功不唐捐’，没有功夫是白费的。前人著书立说，我们应该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冤枉者为之辩诬，作伪者为之揭露。我花这么多力气，如果能为后人指示一个做学问的方法，功夫就不算是白费。”
徽因赞同地一面点头，一面在心里叹道：人们常提到适之先生“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可是却不常提他的下联“认真的做事，严肃的做人”，这上下联结合起来，才真正能体现适之先生的精神风貌！
徽因以为胡适挽留自己，是要给她谈《水经注》。没想到，胡适这时又从书橱下面捧出一只小箱子，他对徽因说：“这是志摩早年的日记和一些零碎物品，从凌叔华那里要过来的。其中有些往来信件，我已捡出，按人分类存放好，以后还给写信人。我想这些东西也许你最有资格读它，你最好在看过后编个目录出来，以便以后编《志摩文集》时好用。”
徽因顿时激动起来。半年前，志摩曾对徽因说起过，他完整地保存着留学英国时期的“康桥日记”。从英国回北京后，是“雪池时代”，“雪池时代”的日记被小曼看到后，不高兴极了，结果给烧掉了。志摩说，如果徽因愿意，他想把保存完好的“康桥日记”交给徽因。他玩笑似的说道：假如这些日记和当时寄给徽因的信保存在一处，倒是有些收藏价值。志摩说这些话时，徽因只是觉得往后有的是时间，什么时候看看这些过去的记录倒挺有意思。她没有想到，说过这些话不久，就会和志摩永别。她更没有想到，今天会在胡适这里得到这些日记。
志摩离世之后，这些记载着志摩生命行踪的文字多么珍贵！她十分感谢胡适对自己的信任，接过了箱子，再无心逗留。她谢绝了胡适和胡太太的执意挽留，乘一辆洋车回到家中。
晚秋的阳光斜斜地射在桌上，起居室安静而洁净。
徽因小心翼翼地把小箱子中的东西一一取出，摊在宽大的书桌上。她大致归了归类，做了一个记录：
箱子中主要是些日记本，一本中文日记，三本英文日记。其中两个大点儿的本子，从时间上看大概就是“康桥日记”，另一个小本子是1925年的意大利日记。好几个本子都是仅仅只写了刚开头的数行文字，其余皆是空白。还有一大一小两本陆小曼的日记。除此之外，箱子里有几包《晨报·副刊》的原稿，两包《晨报·副刊》的零张杂纸，一些相片，两把羽扇，以及一些零零碎碎的剪报、稿纸和住址本。
做着记录，徽因心中有些失望。这些都不是她想看到的。尤其是那两本日记，一本的时间是从1921年7月31日到12月1日，另一本从12月2日到1922年志摩回国。徽因1920年11月在英国与志摩相识，1921年7月同父亲离开英国。这两本恰好是徽因不在英国时期的日记。难道这就是志摩所说的“康桥日记”？怎么恰巧没有与自己有关的那段时间？徽因心里感到很疑惑。
又到周末，朋友们来到了梁家。听徽因说正在整理徐志摩的遗作，张奚若说：“公超（叶公超）前些天在叔华那里看到了志摩的‘康桥日记’，说叔华预备邀公超一起为志摩作传。”
徽因心中的疑惑清晰了起来。如此看来，凌叔华存放着真正的“康桥日记”，胡适拿到的小箱子，已经被凌叔华做过了手脚。对于凌叔华这种小心眼儿行为，徽因十分不以为然。虽然她和凌叔华相识多年，但彼此之间并没有什么真正的交往，更谈不上相知和了解。只是以前听志摩说起过：“叔华这人小气极了！”徽因当时说：“是么？小心点儿，别得罪了她。”没想到，这回轮到自己领教这种“小气”了。
徽因想向凌叔华讨要志摩的“康桥日记”，想看看那时期志摩究竟都写了些什么。但她知道讨要时一定会很尴尬，因而顾虑、迟疑。在犹豫中，一些念头渐渐地占据了上风：别的不相干的人都在传来传去地看那些日记，为什么作为当事人的自己却不能看呢？虽然她也意识到这种心理有些女人气，但要看到与自己有关的这部分日记的欲望却愈益强烈了。
她分析自己说：“我不会以诗人的美谀为荣，也不会以被人恋爱为辱。我永是我，被诗人恭维了也不会增美增能，有过一段不幸的曲折的旧历史也没有什么可羞惭，我只是要读读那日记，给我的是种满足，好奇心的满足，回味这古怪的世事，纪念老朋友而已。”
12月7日上午，天气干冷干冷，阳光黄黄的，没有一丝暖意。
徽因正在看《晨报》。这天的《晨报》是“哀悼志摩专号”。“专号”上刊登了头天北平文化界同人追悼徐志摩的活动，还刊发了林徽因的文章《悼志摩》。
徽因翻看着报纸，心里十分郁闷。昨天开过追悼会后，她的情绪一直没有缓过来。
没想到，凌叔华这时来了。
徽因接待了她。聊了一会儿闲话，凌叔华说明了来意。
她对徽因说，她准备编辑一部《志摩信札》之类的书，希望能从徽因这里得到一些志摩的信件。
徽因心里顿时有些不快，她对凌叔华这种只考虑自己的需要，不顾及别人感受的做法，情绪上十分抵触。特别是那两本“康桥日记”鲠在她的心头，让她感到心中憋闷。她告诉凌叔华说，前些年自己和思成一时在国外，一时在东北，所以他们所有的旧信全都保存在天津，恐怕不能立刻拿出来。而且这些信几乎全是英文的，即使拿出来也要经过翻译，不能马上就用的。
徽因又告诉凌叔华，适之已把志摩那只小箱子交给了自己，并委托整理，为了对得起适之的信任，自己在整理时力求保持历史的、客观的态度。
说到这里，她尽量委婉地向凌叔华道：“听说你那里有志摩的‘康桥日记’，能让我看看吗？”凌叔华迟疑了一会儿，极简短地回答：“可以。”
徽因又问：“你那里有几本？两本么？”
凌叔华的声音带出了情绪：“两本。”
徽因想打破这种气氛，显得很轻松地问：“那两本和箱子里的是一样的封皮么？”
凌叔华愈发地不耐烦了：“是的！哦，不是！我说不清。”
看着凌叔华极不高兴的神色，林徽因十分窘迫。但她还是忍着不快说：“那我下午去你家取，成么？”
凌叔华一口回绝道：“我下午要外出，不在家。”
依徽因的脾气，她这时想说：那么我现在就同你一道去取。但是她不想把事情弄僵，强忍着不快，把到了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只是问什么时候去取合适。
最后，她和凌叔华约定，后天，12月9日，她遣家里的听差去凌叔华家取回来。
到了12月9日，徽因想到凌叔华的态度，总觉得有些不放心。她怕派别人去又有什么节外生枝的麻烦，决定还是自己亲自去。
果然凌叔华不在家。门房将一纸留言交给了徽因，留言上写道：“昨日遍找志摩日记不得，后检自己当年日记，乃知志摩交我乃三本：两大，一小，小者即在君处箱内，阅完放入的。大的一本（满写的）未阅完，想来在字画箱内（因友人物多，加以保全）。因三四年中四方奔走，家中书物皆堆叠成山，甚少机缘重为整理，日间得闲当细检一下，必可找出来阅。此两日内，人事烦扰，大约须此星期底才有空翻寻也。”
徽因读完留言，觉得有一口气堵得心头发慌，本想掉头就走，但她定了定神，还是留了一张字条：“叔华：如有时间，还请你务必将日记找出。那是个不幸时间的留痕，我欲一读，想你可以原谅我。”
徽因回到家里，被人捉弄的感觉挥之不去。思成也觉得叔华如此行事太没道理，但他只能劝慰徽因。徽因原本就神经衰弱，被这件事一搅，夜里怎么也睡不着了。她翻来覆去地推测各种可能，甚至还站在凌叔华的立场，想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徽因揣测，也许是凌叔华怕自己不还那本日记，所以要抄留一个副本，如此才拖着迟迟不给；果真如此，也太难为她了。
过了几天，徽因的一些朋友不知怎么也知道了这件事。有人告诉徽因：凌叔华在陶孟和家对陶夫人沈性仁说，徽因拿走了小曼的两本日记不想还，还想要她保存的志摩日记，她不愿意给。
转眼一星期过去了。12月14日是星期一，徽因和思成去营造学社了，凌叔华来到了林徽因家，留下了一个日记本和一张便条。
当林徽因打开这本日记时，不禁啼笑皆非——这只是半本日记，开始的日期是1920年11月17日，最后的一句话是：“计划得很糟。”日记中断在徐志摩第一次见到林徽因的前一两天。
徐志摩的“康桥日记”正好缺失了与徽因相识的那一段时间。谁裁去了这一部分日记？林徽因生气了，失去知心朋友的悲痛与不明就里的被蒙骗的感觉搅和在一起，使她急于澄清事实。
因为事情起因于胡适的委托，所以徽因给胡适写了两封信，诉说了整个事情的始末。为了能把事情的原委讲清楚，徽因在信中甚至不厌其烦地罗列了她和凌叔华之间每一次来往的时间、地点、主要谈话及结果。这种一一列举一反她通常的清高，甚至显得有些不厌其烦和絮絮叨叨。她毫不掩饰自己的气愤：“适之先生：下午写了一信，今附上寄呈，想历史家必不以我这种信为怪。我为人直爽性急，最恨人家小气曲折说瞎话，此次因为叔华瞎说，简直气糊涂了。”
她坦陈自己的感情：
关于我想着那段日记，想也是女人小气处或好奇处多事处，不过这心里太Human了，我也不觉得惭愧。……我觉得这桩事人事方面看来真不幸，精神方面看来这桩事或为造成志摩为诗人的原因，而也给我不少人格上知识上磨练修养的帮助，志摩in a way（在某方面）不悔他有这一段苦痛历史。我觉得我的一生至少没有太堕入凡俗的满足，也不算一桩坏事。志摩警醒了我，他变成一种Stiamulant（激励）在我的生命中，或恨或怒，或Happy（快乐），或Sorry（遗憾），或难过，或痛苦，我也不悔的，我也不Pround（得意）我自己的倔强，我也不惭愧。
我的教育是旧的，我变不出什么新的人来，我只要“对得起”人——爹娘、丈夫（一个爱我的人，待我极好的人）、儿子、家族等等，后来更要对得起另一个爱我的人，我自己有时的心，我的性情便弄得十分为难。前几年不管对得起他不，倒容易——现在结果，也许我谁都没有对得起，您看多冤！
我自己也到了相当年纪，也没有什么成就，眼看得机会愈少——我是个兴奋type，accomplish things by sudden inspiration and master stroke（我是个兴奋型的人，靠突然的灵感和神来之笔做事），不是能用功慢慢修炼的人。现在身体也不好，家常的负担也繁重，真是怕从此平庸处世，做妻生仔的过一世！我禁不住伤心起来。想到志摩今夏的inspiring friendship and love（对于我富于启迪性的友谊和爱），我难过极了。
这几天思念他得很，但是他如果活着，恐怕我待他仍不能改的。事实上太不可能。也许那就是我不够爱他的缘故，也就是我爱我现在的家在一切之上的确证。志摩也承认过这话。
徽因给胡适写信，只是因为诸多烦恼郁积在胸不吐不快，她并没有想到这些纯私人的诉说在几十年后可能发表。因此，这些信件尤其能使我们看到一个真实的林徽因。这是一个毫无心机的林徽因，一个不善于应对曲折复杂人事的林徽因，一个待人诚实、遇事急躁、缺少方法的林徽因。特别是其中谈到她与徐志摩的关系，更是可以廓清种种关于他们之间感情的凭空猜测和臆断。
胡适接到徽因的信后，于12月18日写了一封信给凌叔华，此信传递了胡适兄长式的温和的批评、规劝和调解，也旁证了林徽因在信中所谈的事情：
叔华：
……昨始知你送在徽因的志摩日记只有半册，我想你一定把那一册半留下做传记或小说材料用了。但我细想，这个办法不很好。……你藏有此两册日记，一般朋友都知道……所以我上星期编的遗著略目，就注明你处存两册日记……今天写这信给你，请你把那两册日记交给我。我把这几册英文日记全付打字人打成三个副本，将来我可以把一份全的留给你做传记材料……
我们无从知道凌叔华看到胡适此信后的态度和做法，但是，那半册（或一册半）日记从此没了踪影，成了一件后人永远也说不清的往事。
事情已过去了半个世纪，1982年10月和1983年5月，客居英国伦敦的凌叔华两次在写给徐志摩的表弟陈从周的信中提到了这件往事：
……这情形已是三四十年前的了！说到志摩，我至今仍觉得我知道他的个性和身世比许多朋友更多一点……不意在他飞行丧生的后几日，在胡适家有一些他的朋友，闹着要求把他的箱子取出来公开，我说可以交给小曼保管，但胡帮助林徽因一群人要求我交出来（大约是林和他的友人怕志摩的恋爱日记公开了，对她不便，故格外逼胡适向我要求交出来）。我说我应交小曼，但胡适说不必。他们人多势众，我没有法拒绝，只好原封交与胡适。可惜里面不少稿子及日记，世人没见过面的，都埋没或遗失了。
……日来平心静气地回忆当年情况，觉得胡适为何要如此卖力气死向我要志摩日记的原因，多半是为他热恋政治。志摩失事时，凡清华北大教授，时下名女人，都向胡家跑，他平日也没有机会接近这些人，因志摩之死，忽然胡家热闹起来，他想结交这些人物，所以得制造一些事故，以便这些人物常来……那时林徽因是最着急的一个，她也同我谈过，我说已交适之了。
从凌叔华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出她对那桩已过去半个多世纪的往事仍然耿耿于怀。此时，林徽因已去世三十多年，凌叔华自己也垂垂老矣。究竟是什么使她这样充满怨毒，不肯理解和原谅那些已如浮云般飘渺和遥远的故人往事呢？是她对徐志摩的感情？还是她对林徽因的嫉妒？还有那让林徽因无限牵挂，而且引起此后许多人凭空猜测的“康桥日记”，也仍然是下落不明。由此我们还可以看出，同一件事情，不同的人会有多么不同的看法和结论；更重要的是，从中，我们可以感觉到人与人之间的巨大差异。
“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志摩消失在无垠的长空，只是一瞬间的事，可他身后的各种是非纷扰，几十年来却一直没有断绝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