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的春天多风沙，可一到5月，风就柔和了起来。人们脱下臃笨的棉袍，换上夹衣，利利索索地行走在晴好的阳光下。
大街上、胡同里的树木抽出了新绿，洋槐花一嘟噜一嘟噜地开放在院子里、街道旁。卖芍药花的担子停放在十字街头，花朵饱满，其色灼灼。柳絮一球球儿地旋转着、追逐着，静静地在胡同里飘飞。枣树也开花了，枣花一粒粒的，看上去不起眼儿，可闻着有股兰花的味道。
这是1932年的5月，一个高个子、沙色头发的美国年轻人走进了北总布胡同，他就是费正清。刚到北京时，他在中央研究院一边学习汉语，一边研究清朝政府与西方各国的外交历史；后来他得到了清华大学的教职，讲授欧洲文艺复兴的历史。他租了一个四合院，在北平的教堂迎娶了他有着苗条身材、蓝灰色眼睛的新娘费慰梅。
这对年轻的美国夫妇在这时期认识了林徽因和梁思成。费正清和费慰梅是梁思成根据他们英文名字的译音为他们起的中文名字。费正清的英文全名是约翰·金·费尔班克，费慰梅的英文全名是维尔玛·丹尼欧·坎农。
对于费正清与中国知识界的关系，西方学者保罗·埃文斯这样写道：“不像在北京的许多外国人，费正清夫妇十分幸运的是他们的朋友圈超出了西方人团体的界线，他们与一些中国人建立了深厚、持久的联系，特别是与著名的政论作家和改革者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及他的妻子菲利斯关系更为密切。作为建筑师，他们两人在美国得到培养，分别就读于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梁思成夫妇向他们的新朋友介绍了其他一些学者，其中有哲学家金岳霖（被亲切地称为老金）、政治学家钱端升，还有章士钊、陶孟和、陈岱孙，以及物理学家周培源……这是一个在自己国家的未来，在费正清与这个国家的关系中起了重要作用的杰出群体。”
在北平度过的蜜月生活令这对美国人终生难忘。当然，这种生活也包括治外法权给他们带来的种种利益。他们保留着自己的爱好，骑马、打网球，同时又尽情领略东方古国的浪漫与悠闲。在月光下沿着古老的城墙漫步，观看西山美丽的日落景象。费正清在给父母的信中描述了“这个童话般的世界”：“我带着维尔玛沿着帝国宫殿的路回家，我们乘车穿过宫殿的大门，黄昏时分抵达我们居住的胡同……在烛光下，我们甜美而亲密地就餐，屋外传来中国人举行婚礼的笛声和铜锣声……”
家里送给他们1500元美金，根据当时的兑换率可增值五倍，由此保证了他们舒适的生活。其中包括雇佣仆役，以及外出旅游的费用。
与林徽因、梁思成的交往使他们在中国的生活变得精彩而丰富。
夏日炎热而漫长的下午，费正清要去图书馆查阅资料，写作论文，费慰梅则乘一辆人力车直奔北总布胡同。徽因的家庭及朋友，对于医生家庭出身、从小热爱艺术的费慰梅有着磁石般的吸引力。她喜欢坐在车上观看北京的街景，在她的眼里，沿街叫卖的奶油杨梅、蜜饯樱桃、藤萝饼、玫瑰糕，无论是名称还是形状，都带着甜美的诗意。卖冰水冷饮的担子，敲着叮当作响的冰盏儿，走过幽静的胡同。
徽因这时刚成为第二个孩子的母亲。这是个健康而漂亮的男孩，出生在1932年炎热的8月。思成是梁家的长男，这孩子是梁家的长孙，他嘹亮的啼哭给全家带来了极大的喜悦与满足。思成和徽因给儿子起名为“从诫”，一是纪念宋代的建筑学家、《营造法式》的作者李诫，再是希望这个孩子将来能子承父业，成为出色的建筑学家。女儿宝宝已三岁多了，家里的人随着宝宝，唤这个男孩叫“小弟”。
小弟有着饱满的额头、白皙的皮肤、秀气的下颌。徽因最喜欢看小弟凝视着什么的模样。那双眼睛是那样清澈，大大的黑眼珠，白眼底透着点儿淡淡的蓝色，这样一双眼睛看到的，应该是一个纤尘不染的世界。
怀抱着这个新生命，徽因心中涌动着浓浓的爱意，这爱意如四月的春风，抚慰着她的身心。她把这人间的情爱和暖意用诗句记录下来，为儿子写了《你是人间的四月天——一句爱的赞颂》。
这时期思成开始对华北一带的古建筑进行科学考察。徽因不能一同前往，她只能尽自己所能安排好家里的一切，让思成放心地外出。
每当仆人报告“费太太来访”时，徽因就会离开书房或把孩子交给女佣，和费慰梅在起居室坐下。用人送来了茶和点心，她们之间的话题就像杯中的茶叶，慢慢地舒展开来。
林徽因和费慰梅的交谈完全用英语，即使后来费慰梅的汉语已达到一定程度，她们仍然主要用英语交谈。这样使费慰梅毫无语言障碍和心理障碍，同时林徽因也得到了双语交流的快感。费慰梅后来对梁从诫说过，林徽因的英语，常常使他们这些以英语为母语的人都感到羡慕。
林徽因从小在东方和西方双重文化的教养下长大。四书五经、诗词曲赋与拜伦、雪莱、莎士比亚、狄金森一起滋养着她的心灵，东西方文化在她的血液里水乳交融地流淌。仁义礼智信的传统与崇尚自由、张扬个性的精神在她的行为方式中都有鲜明的体现。保持双重文化的生活形态，对林徽因来说，不仅是出于习惯，更是一种生命的需求。
费慰梅在自己的回忆中说：
……我们有时分析和比较中国和美国的不同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但接着我们就转向我们在文学、意识和冒险方面的许多共同兴趣，把关于对方不认识的朋友的追忆告诉对方。
天才的诗人徐志摩当然是其中的一个。她不时对我谈起他，从来没有停止说话来思念他。我时常想，她对我用流利的英语进行的题材广泛、充满激情的谈话，可能就是他们之间生动对话的回声，那在她作为一个小女孩在伦敦时就为她打开了一个更广阔的世界……
在梁家的客厅里，在许多朋友中，费慰梅以一个女人的眼光追随着林徽因，探究着林徽因。她想知道，徽因所具有的魅力来自何处。
生活中有许多这样的女人，她们在少女时代，拥有生命中的所有美好：青春美貌、热情幻想、无私爱恋、飘逸出尘……可随着结婚生子，在岁月的流逝中，在日复一日的柴米油盐的磨损中，她们的精神空间和生活空间日益狭窄，渐渐失去了生命的光泽和质感。
林徽因此时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以体弱多病之身操持着一个大家庭的日常事务，要相夫教子，要奉养老人，要担心时局的动荡，要关心物价的涨跌，还要打理梁林两个大家族许多亲戚之间的往来关系。可是，无论多么忙乱，徽因从不让自己的心灵沉湎其中。她把心灵空间留给了朋友，留给了诗歌，留给了建筑艺术，留给了音乐和绘画。当她的双眸闪闪发亮的时候，一定是她在生活中发现美或创造美，或者是要和朋友们分享自己的发现与创造的时候。这是她最动人的时候，每当这个时候，她整个人就会焕发出奇异的神采，产生一种无法言喻的魅力。
出去看画展，一幅画会突然激发她的灵感，使她联想到音乐，联想到建筑，联想到诗歌创作，于是就会有无数美妙的构思奔涌而出，她就会抑制不住地要对朋友倾诉。在家听音乐，一首乐曲会令她凝神屏息，浮想联翩，热泪盈眶。她对费慰梅说：“那是一段当我还是个小姑娘时在横渡印度洋回家的船上所熟悉的乐曲——好像那月光、舞蹈表演、热带星空和海风又都涌进了我的心底，而那一小片所谓的青春，像一首歌中轻快而短暂的一瞬，幻影般袭来，半是悲凉，半是光彩，却只是使我茫然。”还有，当她用文字抒写内心的欢乐或悲伤的时候，也是她最快乐的时候。她对费慰梅说：“当我在做那些家务琐事的时候，总是觉得很悲凉，因为我冷落了某个地方某些我虽不认识，对于我却更有意义和重要的人们。这样我总是匆匆干完手头的活，以便回去同别人‘谈话’，并常常因为手上的活老干不完，或老是不断增加而变得很不耐烦。这样我就总是不善于家务，因为我总是心不在焉，心里诅咒手头的活（尽管我也可以从中取乐并且干得非常出色）。另一方面，如果我真的在写作或做类似的事，而同时意识到我正在忽视自己的家，便一点也不感到内疚，事实上我会觉得快乐和明智，因为做了更值得做的事。只有在我的孩子看来生了病或体重减轻时我才会感到不安，半夜醒来会想，我这么做究竟是对还是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