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餐厅里。一张长的西餐台子上铺了雪白的台布，当中放了两瓶粉红的和杏黄的菊花，盛开着。十多个人围着台子坐了下来，朱延年紧坐在徐义德旁边，冯永祥、梅佐贤坐在徐义德斜对面，今天人到的不齐，冯永祥旁边还有空位子；江菊霞有意离开徐义德远远的，她坐在上面，在主席座位的左边。今天轮到潘信诚担任主席。穿着白制服的侍者送上来冷盘之后，潘信诚说：
“今天调调胃口，吃罗宋大菜，不晓得合不合大家的胃口。”
冯永祥叉了一块粗大的红腻腻的香肠，吃着说：
“信老办事总合我们胃口的。”
“那倒不见得，阿永，”潘信诚笑着说，“不对，还请指教。”
“确实不错。”
“我们今天改变一种方式，”星二聚餐会是委员制，七个委员轮流主持每次聚餐会，每次总是先聚餐，吃吃玩玩，然后谈正经。上次聚餐会上有人提出谈正经的辰光太严肃，不活泼，不如一边吃一边谈。吃中菜这样谈比较困难，今天改吃西菜，换一个方式试试。潘信诚说，“接受上次建议，边吃边谈。”
江菊霞头一个赞成：
“好。”
没有一个反对的。冯永祥站起来，举着杯子，说：
“先干一杯，酝酿酝酿。”
这个提议马上得到大家的拥护。干了杯以后，冯永祥又开口了：
“现在该我们的主席——信老发表高见了。”
潘信诚是通达纺织公司董事长，他今年虽还不到六十，办纺织厂却已经有了三十年的经验。
上海解放前两个月，他把自己经营的企业给三个儿子分了：大儿子管棉纺厂和印染厂；二儿子管毛纺厂、麻织厂和丝织厂，他认为这方面是有发展前途的；小儿子管庆丰面粉厂和永丰碾米厂。他自己呢，坐上飞机，到香港去了。过了几个月，从儿子的来信中看出共产党解放上海以后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还温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里有工商界的代表当委员。特别是《共同纲领》，他在香港读了又读，心里安定了。他觉得不应该在香港当白华，应该回来和几个儿子一道办厂。
十二月，他回到上海，看看上海的市场很活跃，私营工商业还有发展的余地，物价并不十分稳定，尤其是粮食，这是政府最大的弱点，粮价经常往上跳。穿衣吃饭人生两件大事，潘信诚是最有兴趣的，也认为在这方面最有把握的。他看准了这个难得的好机会，心里打算再多挣点钱留给儿孙，便集中头寸，开始扒进粮食。粮食越涨，他扒的越快也越多，到了旧历年关，他吃足了三万担。他等待新年开红盘，让粮价再往上跳一阵，然后在适当时机他才考虑抛出。
人民政府从徐州、芜湖运了大批粮食到上海。红盘开出来了，往回跌，粮商继续买进；市场上要多少，公家抛多少，而且粮价一直稳稳往下落。粮商喂饱了，粮价还是徐徐往下落。这辰光，粮商吃不消了，只好大泻。潘信诚手里的三万担不得不忍痛抛出去。他栽了这一个不大不小的筋斗，进一步认识了共产党真行，连管理市场也有一套，过去任何政府对上海的两白一星①，从来是没有办法的，人民政府也能解决了。他感到过去那种经营作风吃不开了。这件事，除了他三儿子和几个经手的人以外，谁也不知道。他也不对任何人提起。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从此，他再也不敢随便向市场上伸手，凡是共产党人民政府说的话，他知道，一定要照办，工商界只好拥护。有时他并不完全甘心，就不大表示态度。凡是政府的事问到他，他都说好，城府很深，谁也摸不透他的心思。他讲的话，工商界朋友都很尊重。他的几爿厂由几个儿子分别掌管的也不错，他就不大到公司里去，也很少出来走动，老是待在家里。不过星二聚餐会，他是每次必到，而且很守时。他和这般工商界朋友谈得来，有些年青后辈虽然比较浮夸，往往轻举妄动，他看不顺眼。但来了，和大伙聚聚，聊聊天，可以散散心，听听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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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两白一黑：指米、棉花和煤。
“阿永，你怎么‘将’我爸爸的‘军’呢？”说这话的是潘信诚的大儿子，潘宏福，通达棉纺厂和通达印染厂的经理。
他想替爸爸解围。
“他总是钉着我，”潘信诚半闭着眼睛，幽默地说，“叫我下不了台，要我好看。”
冯永祥慌忙站起来，拱拱手，赔礼道：
“不敢，不敢。”
潘信诚微微笑了笑。他早就有了准备。因为今天聚餐会轮他主持，他提早一小时来，和马慕韩他们初步交换过一点意见，心中有了数。他望了冯永祥一眼，不慌不忙地说道：
“阿永真会想点子，出题目给我做文章。”他想起昨天大儿子宏福给他谈的检验的事，说，“那么，先谈谈棉纺等级检验问题吧，大家觉得哪能？”
“听说棉纺业最近很关心这个问题，谈谈也好，”金懋廉说，“我没有意见。”
“金融界真是消息灵通，冯永祥说，“棉纺业的事体也清楚。”
“那当然，银行里哪行哪业的事都清楚，尤其是我们的懋廉兄。”柳惠光说。他曾经向金懋廉轧过头寸，知道金懋廉对西药业也了解。
“但是比我们永祥兄差的远。金懋廉一句话还过去，冯永祥不言语了。
“好。”徐义德插上去说，“最近花司①为了促进棉纱的品质，提出检验分等的办法。别的厂我不晓得，就我们沪江纱厂来说，这个办法行不通。应该凭商标分等级，商标是我们各厂多年努力的结果，不管是飞马或者是双鱼，在市场上有多年的信用，这就是等级。凭商标等级最好了。我们要一致反对花司这个检验分等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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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花司：指上海花纱布公司。
江菊霞点头称是，碰一碰潘董事长，说：
“这确实是一个大问题，”她伸出细嫩的胳膊向台子上的粉红的菊花一指，来加重她的语气，“据公会方面接触到的厂方来说，这两天大家都为这件事议论纷纷，除了个别没表示态度以外，几乎是全体反对花司的办法，他们要求棉纺公会出来撑他们的腰，正面向花司表示态度：干脆不同意。”“不能同意。”潘宏福的通达棉纺厂的机器是新旧参半，产品质量不高，当然怕检验。
“对呀。”这是大家的声音。
朱延年立刻想到发往苏北的那二百磅的酊剂，如果也像棉纱这样一检验，那不是等级问题，而是真假问题，就很严重了。他紧张地说：
“反对检验。”
大家不知道他的话里包括也反对检验药品。在大家一致反对声中忽然有人这样说：
“这件事体要仔细考虑，不应该简单地反对。花司这次提出来是为了促进棉纺品质，这一点我们反对不得，一反对，我们就没有道理了。检验分等也不应该一笔抹杀，等级高的工缴高，等级低的工缴低，这也是一个公平合理的办法。我们办厂的应该努力提高产品质量。我同意检验分等。”
大家听了这一番议论，暗暗吃了一惊，视线都集中在这个人的身上。他是一位三十出头的青年，坐在大餐台子的尾端，恰巧和潘董事长面对面，他的父亲是上海棉纺界的有名人物，出身于破落地主家庭，从小喜爱钱财，青年的时代就在钱庄里当学徒。他父亲生平相信阴阳先生，遇事求神问卜，曾经有一位相面先生看了他父亲的面相之后，说：“从气色上，不宜读书做官，但将来地位高于道府，可是无印。名利双收，一路风光。”这虽是几句无稽之谈，他父亲私下却很高兴，拚命钻研《美国十大富豪传》，找发财致富的门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父亲见纱厂赚钱，就和朋友合作，开办了兴盛纱厂。当时美国为推销机器，纱厂设备可以分期付款，他们乘此机会添了一万纱锭。这样一帆风顺，逐渐发展，加上他父亲深深懂得若要发，工人头上刮的剥削妙诀，锱铢必计，千方百计地剥削工人积蓄了不少钱，把朋友的股票吃过来，兴盛纱厂就成了他家唯一的大股东。这个厂发展到上海解放前夕，已经是具有十万纱锭的现代化的纱厂了。上海解放不满一月，他父亲因病过世，这份产业就落在儿子手里。这青年担任了兴盛纱厂的总经理，但他对于办纱厂却是一个十足的外行。他从复旦大学毕业出来还不到两年，满脑筋里尽是些远大计划和个人的抱负，束缚在一个十万纱锭的纱厂里，他并不满足。他自己常说：希望在人民政府里有个一官半职，虽不能名扬天下，也盼望荣宗耀祖，乡里知名。他最初对办厂没有多大兴趣，后来经过朋友劝说，告诉他：要想有个一官半职，首先要搞好经济基础，办厂就是自己的政治资本。他这才扭回头来关心厂里的生产。他姓马，叫慕韩，工商界的人叫他小开。
徐义德仔细研究了马慕韩的意见，见大家不发言，他笑嘻嘻地望着马慕韩说：
“慕韩老弟，我不同意你的意见。”
“你可以提出你的意见，德公。”马慕韩严肃地望了大家一眼，露出很相信自己见解的神情，说，“大家研究。”
“棉纱等级检验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首先是等级如何划分？其次是如何检验？谁来检验？检验不对怎么办？既然等级检验，那我们多年努力结果的商标还要不要？老实讲，在座没有一个外人，我们这些私营厂大半设备不全，管理不善，机构臃肿，出的产品难免高低不一，常常要搭配点次货，如果选样选到次货检验，那别的纱就要连带降级。这个亏我们吃不起，这个本也赔不起。”
潘宏福支持徐义德的意见：
“德公的话有道理。”
“对呀！”几乎大家都同意徐义德的意见。
潘董事长老成持重，不大随便发表意见，他当时没有表示态度。但大家知道潘宏福的意见就可以代表他的。马慕韩一边听徐义德说一边摇头：
“这样的话，我们私营厂就应该要增加设备，改善管理，精简人事，减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
江菊霞说：
“说的容易，做起来难。真正能做到这样，恐怕就不是私营厂了，”她学徐义德的口吻叫了一声：“慕韩老弟。”
马慕韩立刻还过来一句：
“菊霞大姐，”他这一叫，引得大家哄堂大笑。他却很严肃地说下去，“解放以后的工商业家应该和解放以前的工商业家有所不同，我们不应该让我们的厂永远停留在落后的地位，要进步。要想做一个新时代的工商业家，我们首先要把厂办好。”
徐义德忍耐不住，他又说了：
“现在不是学习会上谈理论，《共同纲领》要是下礼拜才学，那时候唱高调很容易，大家都会。这是实际问题，这是钞票问题。每个厂都有二三十年历史，少的也有十年左右的历史，改善不是很简单的事，也不是短时间可以办到的事。共产党的主意好是好，只是太急了一点。没有钞票，赔不起本，进步不起来。”徐义德话里暗暗指马慕韩这位小开，不在乎钞票，当然可以大谈进步。
“你说的不对，德公。”马慕韩坚持自己的意见，反驳了他一句，“进步也不是可以用钱买的，主要看思想。一个人的行动是由他的思想支配的。思想落后，有钞票也进步不起来。”
“不过进步太快了，工商界朋友们追随不上，也无法高攀。”
“进步不进步，那是各人自己的事，总不能叫别人不进步，等着奉陪……”
徐义德听了这几句话实在忍受不下去，他的脸变色了，慢慢泛红了。冯永祥一看情势不妙，恰巧侍者送来了热呼呼的牛排，一股香气扑向人们的鼻子，他端起一杯威士忌来打圆场：
“啊哟，一谈正经就这么严肃，弄得我昏头昏脑，实在吃不消。”他无产无业，对大家谈的检验问题没有兴趣，有意扭转大家的注意力，说，“来，来来，大家先干一杯。”
大家举杯于了。冯永祥用叉子按着牛排，一刀切开，里面还有一丝丝的血，吃了一口，很嫩，他说：
“今天的牛排确实不错，德公，我们两人再干一杯。”
徐义德又干了一杯。
从餐厅外边走进来一个矮矮小小的瘦子，他的脚步很轻，一直走到大菜桌子旁边，才首先被冯永祥发现，他高声叫道：
“仲笙兄今天怎么迟到了，来，来来，我这儿正好有个空位子，请坐请坐。”
那瘦子向桌上的人一一含笑点头，然后坐到冯永祥隔壁的空位上。冯永祥马上给他斟满了一杯白兰地，说：
“无故迟到，罚酒三杯。”
“阿永，你饶我一次，我还空着肚子呢，三杯白兰地下去要醉倒的。”
“你是智多星，自然有办法。”
“实在不行。”
潘信诚给他解围：
“仲笙，那么，你先喝一杯好了。”
那瘦子马上举起杯来，向大家晃了晃，微笑地说：
“我奉信老之命，敬各位一杯酒，——先干为敬。”他仰起头来一饮而尽，对大家抱歉地弯弯腰，坐下去。
冯永祥不好再说，但总觉得意有未尽，想出个点子，开他个玩笑。他眼睛一动，知道朱延年不认识他，便站起来说：“延年兄，我还没有给你介绍呢，这位是唐仲笙先生，”他指着那个矮矮小小的瘦子说，“别看他人生得矮小，可是人小心不小，一肚子诡计，短小精悍，聪明绝顶，有名的智多星。《共同纲领》他可以倒背如流，又是税法专家。他是东华烟草公司的大老板，最近市面上风行一时的仙鹤牌香烟，就是他老兄出产的名牌货。”
“不敢当，不敢当，”唐仲笙谦虚地说，“我算不了什么大老板，尤其是在各位面前，不过在华东有点小股子，都是靠在座各位的提携。”
“你不是大老板？我说错了吗？”冯永祥问自己，隔了一会改口道，“你是大老板中的小老板，对不对？”
唐仲笙觉得符合自己在星二聚餐会的身份，微微点头：
“这倒差不多。”
冯永祥按上去补了一句：
“可是在小老板中你又是大老板。”
“那倒不见得。”唐仲笙摇摇头。
“妙句妙句，”潘信诚赞不绝口，对冯永祥说，“你真会讲话，越来越聪明活泼了。阿永，来，我跟你干一杯。”“不敢当，”冯永祥给自己杯子斟满，对潘信诚举起，说，“我敬信老一杯。”
他们两人干了杯。冯永祥坐下去，指着朱延年对唐仲笙说：
“我忘记告诉你了，这位是福佑药房经理朱延年兄。”
冯永祥一不开口，餐厅里顿时就静下来了，只听见刀叉碰着磁碟子的音响。唐仲笙吃了一点菜和汤下去，肚子有了底子，想站起敬朱延年一杯酒，头一次见面，要联络联络感情。他看到大家低头在吃菜，有的手里拿着刀叉在想心思，料想他来以前一定是争论一个啥问题还没有解决，给他进来打断了。他识相地没有敬朱延年的酒，歪过头去，低声问冯永祥，刚才是不是在谈啥问题，冯永祥用叉子指着他说：
“你真不愧是个智多星，啥事体一看就晓得了。”
冯永祥扼要地把刚才讨论棉纱等级检验问题给他讲了讲。
大家心中在考虑棉纱等级检验问题如何解决。徐义德考虑到马慕韩在上海棉纱界的地位和势力，不能够和他决裂，却又不能同意他的意见，因为沪江纱厂如果检验，一定是乙级纱，很难达到甲级。这样一件纱要差四个单位，一万件就是四万个单位，算人民币有一亿多呢。他怕别人与花司妥协，他坚持自己的意见：
“假如花司一定要棉纱等级检验，那我们全部把商标扯掉，看他在市场上怎样出售？”
“这是一个好办法。”朱延年赞成他姐夫的意见，说，“这事对我们的关系太大了，不能答应。”
潘宏福放大声音说：“无论如何不能答应……”
潘信诚怕局面再弄僵不好收场，他打断了大儿子的话，说：
“我们心平气和地研究，大家利害关系是一样的，要商量一个妥善的办法对付花司。”
潘宏福勉强闭住了嘴。
马慕韩深知自己的厂设备比较好，出产成品质量高，如果检验，可以升级，对兴盛纱厂是有利无弊的，而且公开拥护政府措施，更可以落一个进步分子的美名。他针对徐义德的意见，解释道：
“检验等级划分不是一个问题，只要产品质量好，也不怕选样，选哪一件纱都是一样，重要问题是哪一个部门哪一个人检验。花司委托华东纺织管理局试行检验，我们棉纺公会指派两名工程师去参加检验和选样工作，工程师的津贴由我们出，问题不就是解决了吗？”
马慕韩这么一说，有的人倒动了心，江菊霞也赞成。
“这个办法妙，名义上花司检验，实际上是我们自己检验自己。徐总经理，你不要怕你的纱降级了。”她微笑着望着徐义德，欣赏他整整齐齐的头发，乌而发亮，没有一根白发。
“那倒不是为了沪江纱厂一家，我是考虑到我们同行的利益。我不是为个人打算。”
“徐总经理是从全局考虑的。”朱延年说。
“谁不是从全局考虑？谁为个人打算？”马慕韩瞪了朱延年一眼，旋即顶了一句。
冯永祥插上去说：
“又来了！大家不要抬杠了，请我们的信老做结论。”
潘董事长听他们的意见，看当时的趋势，他早有了一个腹稿，经冯永祥一邀请，就毫不推辞，站起来说：
“慕韩、义德的意见都有理由，大家的希望我也了解，但都没有照顾到我们棉纱界各方面的情况，也就是没有照顾到各厂的具体情况。这么复杂的一个问题，确实很难得出一个统一的意见，给花司交涉也就不可能希望有一个统一的规定。我们给花司交涉起来，要有统一的口径，不然自己乱了步伐，谈判是不会成功的。是不是这样：一般的照商标，个别纱好的厂照等级，请大家考虑考虑。”
大家冷静地考虑了一下，都不断地说这个办法好。潘宏福也认为爸爸的意见确是高明，既照顾了通达厂，又照顾了大家，不像自己的意见那么偏。只是马慕韩没有表示赞成，他本来想在政府面前表现一番，拥护花司的措施来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遭到以徐义德为首的反对，他也不好再坚持，那样会使自己的处境更孤立。潘信诚提出个别纱好的厂照等级，这句话就是照顾他的。他也满意。这样政府可以看出毕竟马慕韩是和一般资本家不同的。所以，他没有表示反对，但提出棉纺公会仍旧应该指派两个工程师去参加等级检验和选样工作。潘信诚问大家：
“你们觉得哪能？”
他的眼光却落到徐义德的身上，征求他的意见。徐义德明朗地表示了态度：
“这个，我同意。”潘信诚望了大家一眼：
“大家同意，那就是江菊霞小姐的事了。”
江菊霞说：“这点小事交给我就得了，我到公会去一趟，不劳各位操心……”
她的话还没有讲完，那个侍者轻轻地走到潘董事长旁边，对着他咬耳朵。潘信诚立即放下手里的刀叉，站起来说：
“北京来长途电话，我去接一接就来。”
唐仲笙从西装口袋里掏出两包二十支装的仙鹤牌香烟，向上面江菊霞那边扔了一包，自己打开另外一包，抽出来敬他座位左右的人，刚才没有机会敬朱延年的酒，现在首先敬他一支仙鹤牌，一边说：
“这是小号的出品，请各位赏光尝尝，多多指教指教。”
朱延年吸了一口，他还没有辨别出这个烟的味道，就连忙赞扬道：
“这个烟真不错，他不讲仙鹤牌，我还以为是白锡包呢。”“过奖过奖。”唐仲笙谦虚地说，“不过小号存了点叶子，这里面倒是掺了点英国叶子。延年兄是老枪，一抽果然就晓得了。”
经他一宣传，朱延年又抽了一口，才真正辨别出有这么一点点英国烟味道。他望见马慕韩坐在长台子尾端，讲话不方便，没机会谈朱暮堂的事，走过去又有点儿唐突，只好坐在那儿又抽了一口烟。
徐义德勉强抽了一口就放下来了，觉得这烟味道太刺激，一点不醇，比他抽的三五牌差远了。他从刚才的争论看出聚餐会的重要，显得棉纺公会反而软弱无力，在公会里有些问题不能集中商谈，也不方便公开研究。他自己在公会里没有一个适当的实际位置。他趁潘信诚去听长途电话的空隙，借机会提出他的意见来：
“今天讨论很好，我们棉纺界就需要有这么一个能够大胆说话的地方。不过，有些事聚餐会不能出面，要通过棉纺公会才能解决问题。我个人有一个看法，不晓得对不对，说出来，请诸位指教。目前公会领导方面不强，同业中比较能干的人要‘脱产’来干公会，要像纺织工会那样。我们棉纺公会各部要由老板来担任，这样阵容强大，办起事来就顺手了。”
江菊霞首先附和：
“我也有这个意见，在公会办事总觉得别扭，许多执行委员经常不去，公会下面的几个委员会有名无实，有的委员会老板们挂了名也不掌握，像公营代表一样，根本不大来。做实际工作的人就感到有力无处用。”
“是的，”冯永祥右手拿了一只油炸子鸡的腿，边吃边说，“公会不加强不行，解放以后办事体都要靠组织，组织搞不好，事体很难办。棉纺界在上海本来是很有地位的，目前的情形，有八个字可以形容，叫做：势力雄厚，阵容不齐。慕韩兄以为如何？”
他用鸡腿指着大餐台子尾端的马慕韩。马慕韩喝了一口可口可乐，思索地说：
“力量是有点分散，组织起来确实才有力量。健全了组织，还得加强学习，加强领导。我们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办厂，就得学共产党的那一套，要跟共产党走。”
他说完了，暗暗看了徐义德一眼，那意思是说：凡事要提高一步看，用旧眼光来办厂，现在是吃不开了。
徐义德懂得他眼光的意思，他说：
“那当然了。在共产党领导下，不跟共产党走怎么成。我们聚餐会每两个礼拜学一次《共同纲领》，就是为了学习共产党政策，跟共产党走啊。不过，我们工商界也有我们工商界的立场，对自己也不能要求太高。”他心里想，马慕韩这青年究竟是学生子出身，想法太单纯了。他本人不是办厂起家的，对于办厂的苦心经营不了解，没有尝过酸甜苦辣，就不知道这个滋味。他说，“我们是民族资产阶级，总归是民族资产阶级。公会要为我们私营厂服务。要把棉纺公会变成‘私营纺管局’，我们就有力量了。”
“私营纺管局，妙，妙，真妙！”潘信诚不在，潘宏福活跃起来了，指手划脚地赞不绝口。
“这个局长谁当呢？德公。”冯永祥很有兴趣地问。
“我看最好是现在北京开会的史步云，或者，我们的潘董事长也可以。”江菊霞抢着替徐义德回答。
“爸爸要当局长？”潘宏福心里按捺不住高兴，笑了，又怕给人识破，矜持地忍着，半笑不笑。
马慕韩冷笑了一声，讽刺地说：“那我们有两个纺管局，也有两个局长了。”
“那辰光，我们菊霞小姐是私营纺管局的办公室主任。”冯永祥说。
江菊霞斜视了冯永祥一眼说：
“阿永，你又吃豆腐了。”
“你放心，”冯永祥说，“局长还没有发表，你这个办公室主任暂时当不上。”
在座的人都嘻嘻哈哈笑了。潘宏福对江菊霞叫了一声“江主任”，见爸爸回来了，就没有说下去。
潘信诚匆匆从外边走进来，也不坐下来歇一歇，就急着说：
“刚才是史步云来的长途电话，他在北京出席全纺会议，听到政府要稳定纱布价格，决定统一收购纱布，他晓得今天是我们聚会的日子，就打长途电话来征求我们的意见，他好代表棉纺界在北京表示态度。各位的意见觉得怎么样？他今天等我的长途电话。”
这消息一宣布，刚才轻松愉快的谈笑，忽然消逝得无影无踪。餐厅里静悄悄的，窗外传来秋风吹落树叶的沙沙声。
徐义德的心情像是被吹落的树叶，感到有点失望。政府统一收购棉纱，自由市场没法活动，沪江纱厂系统的棉纱无法自由买卖，即使驻厂员方宇送来更好的关于税收的消息，也不可能一次获得很多的利润。一般利润也要受到一定的限制。照他的意思应该反对统一收购，但是商不能同官斗，要是上海花司意见，还可以钻钻空子：依靠工商联，团结工商局，争取纺管局，打击花纱布公司。如果不行，还可以上告中央。但这是中央的意见，就有点棘手了。
很久没有一个人啧声。徐义德默默地望着面前的那盘没吃完的油炸子鸡。本来今天的鸡很嫩，味道也不错，他现在好像突然倒了胃口，吃不下去了。
潘信诚见大家不言语，就对徐义德说：
“我们的铁算盘，你倒算算看，我们对统一收购应该表示一个什么态度？”
徐义德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无可奈何地说道：
“铁算盘，电算盘，千算万算，经不起老天爷一算。”
冯永祥看徐义德那一副垂头丧气的神气，鼓励他道：
“不要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我们上海棉纺界总应该有个决策。德公，你先提个意见，大家商量商量。”
徐义德用他肥肥的手指在敲自己的太阳穴，想了一阵，慢慢地说：
“中央决定统一收购，我看，我们地方上没法反对。凡是共产党提出来协商讨论的问题，十有九是一定要办的。他们做法比国民党高明，事先打通我们思想，要我们答应做，还要我们服帖。这就很厉害。我看，我们索性主动提出统配统销的意见。现在各厂原料供应不足，资金周转又困难，市场销路受限制，不如把‘包袱’丢给政府，向政府要原料，向人民银行要资金。销路给了政府，我们自己只问经营管理。政府口口声声要私营企业发展，我们不怕政府不照顾，看政府怎么办好了。我们打这个算盘，你们以为怎么样？”
朱延年听了徐义德这一番道理，衷心佩服徐义德。他的眼光对着徐义德，露出仰慕的神情。本来他想接着给徐义德帮腔，因为刚才马慕韩瞪了他一眼，他不好再说，只好暗中表示完全同意。
梅佐贤在听这些大老板高谈阔论，自己保持着沉默，一直没做声。听徐义德滔滔不绝地讲了一大篇，他伸过头去，讨好地小声地对徐义德说：
“这子鸡不错，你饿了吧，快吃一点，别冷了。”他巴结地送过去装胡椒粉的小玻璃瓶子，又加了一句，“这个要吧？”
徐义德摇摇头，他无心吃子鸡。
江菊霞也佩服徐义德的见解：
“德公的意见对，真不愧是我们的铁算盘。”
“这个办法妙！”智多星唐仲笙也举手赞成。
马慕韩这次和徐义德的意见一致：
“我也同意德公的做法。政府既然决定了，我们就乐得漂亮点。利润多少随政府给，看政府给多少。只要政府拿得出，我们就收得进。”
“对，办事要漂亮。”这是冯永祥的声音。
潘信诚看大家的意见比较一致，他默默计算星二聚餐会能够控制同业的锭子的数字，差不多有七十万左右，史步云代表上海棉纺界在北京全纺会议上答应下来，回上海不会出啥大问题。他问大家还有意见没有，大家说没有，他就说道：
“那我们主动接受统一购销的办法，要史步云代表我们在北京表示态度：拍板。”
“好。”大家异口同声说。
徐义德补充道：
“我们在统一购销上让了步。在工缴上要采取攻势。告诉步云兄，他在会上可以谈一谈私营企业暂行条例上所规定的官利八厘问题。这样可以衬托出我们棉纺业的当前利润太小，要求解决工缴的计算公式，争取我们在工缴问题上的胜利。”
“这一点很重要，我想大家一定同意。”潘信诚的眼光征求每一个人的意见，没有一个人有异议的。他把侍者叫了进来，很兴奋地说：“你给我挂北京史步云的长途电话，加急，我有要紧的事给他谈。”
“是。”侍者应了一声，就连忙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