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四门博士的第二年，韩愈的朋友杨凝死了，这是他在洛阳董晋幕中的同事，加上前一年四月，陆参又死了，陆参就是他在前年二月十八日还作过《送陆歙州诗序》的陆歙州，他曾向陆参荐过侯喜的，于是这时便作了一首一并哭他们两个的诗：
人皆期七十，才半岂蹉跎。
并出知己泪，自然白发多。
晨兴为谁恸，还坐久滂沱。
论文与晤语，已矣可如何？
因为他这一年三十六岁，所以说七十才半。
他又作有《送孟东野序》，这是一篇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文献，不能不录：
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
乐也者，郁于中而泄于外者也，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鸣者也。维天之于时也亦然，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是故，以鸟鸣春，以雷鸣夏，以虫鸣秋，以风鸣冬。四时之相推夺，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于人也亦然。人声之精者为言，文辞之于言，又其精也，尤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
其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鸣者也，而假以鸣。夔弗能以文辞鸣，又自假于《韶》以鸣。夏之时，五子以其歌鸣。伊尹鸣殷。周公鸣周。凡载于《诗》、《书》六艺，皆鸣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鸣之，其声大而远。传曰：“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其弗信矣乎？其末也，庄周以其荒唐之辞鸣。楚，大国也，其亡也，以屈原鸣。臧孙辰、孟轲、荀卿，以道鸣者也。杨朱、墨翟、管夷吾、晏婴、老聃、申不害、韩非、慎到、田骈、邹衍、尸佼、孙武、张仪、苏秦之属，皆以其术鸣。秦之兴，李斯鸣之。汉之时，司马迁、相如、杨雄，最其善鸣者也。其下魏、晋氏，鸣者不及于古，然亦未尝绝也。就其善者，其声清以浮，其节数以急，其辞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为言也，乱杂而无章。将天丑其德莫之顾邪？何为乎不鸣其善鸣者也？ [1]
唐之有天下，陈子昂、苏源明、元结、李白、杜甫、李观，皆以其所能鸣。其存而在下者，孟郊东野始以其诗鸣。其高出魏、晋，不懈而及于古，其他浸淫乎汉氏矣。从吾游者，李翱、张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鸣信善矣。抑不知天将和其声而使鸣国家之盛邪？抑将穷饿其身，思愁其心肠，而使自鸣其不幸邪？三子者之命，则悬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
东野之役于江南也，有若不释然者，故吾道其命于天者以解之。
东野为溧阳尉，溧阳在江苏南部，靠近宜兴。韩愈这文本是安慰朋友的，然而我们觉得其中的意义却实在丰富极了！这不啻是用“不平则鸣”的观点所看的一部上古文学史，其中对六朝的看法，可以认为是古文派对他们的正式交锋。往远处说，也许韩愈这意见就是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继承。然而我们觉得在这里已有了长足的进步：一是司马迁只限于说人，没有扩大到自然，现在韩愈这说法才构成了一种形而上学的根据；二是司马迁所谓发愤著书，并没有在负荷这种使命上有明确的选择之意，韩愈则认为必须择其善鸣者而使之鸣，这包括“才”，所以夔就不能以文词鸣；又包括“德”，所以魏、晋就“乱杂而无章”。择善而鸣，这就是天才为时代的象征之说；或鸣国家之盛，或自鸣其不幸，都认为悬乎天，则是创作家之反映时代为被动之说，至于人声之精者为言，言之精者为文词，尤其合乎现代对语文的看法。本文之超特峭宕，是更不用说了。它是一篇好批评文字，也是一篇好文艺创作。
在同年作的《与陈给事书》中，曾提到“送孟郊序一首，生纸写，不加装饰”，可知他是很爱此文的，所以急于呈给人看了。书中又有“道不加修，而文日益有名”语，前者自然是谦词，后者却怕是实况。他现在已走入成熟的路途中了。
就在这一年的正月到五月，因为关中缺雨，德宗曾下令停止礼部和吏部的考试，韩愈为人才计，曾上疏力争。他说连考生和考生所带的童仆算上，不过当京师人口百分之一，决不当因为粮食恐慌而罢选举，至于其他的害处却可使远近惊惶，人士失业；假若讲迷信，则人之失职，更足以致旱了。最后他说：“以臣之愚，以为宜求纯信之士，骨鲠之臣，忧国如家，忘身奉上者，超其爵位，置在左右；如殷高宗之用傅说，周文王之举太公，齐桓公之拔宁戚，汉武帝之取公孙弘。清闲之余，时赐召问，必能辅宣王化，销殄旱灾。”我们不晓得这疏上去以后当时有无反响，但知道在次年，却终于把贡举停了！《子产不毁乡校颂》当为此时作。
这时不知为什么，韩愈的四门博士官忽然被罢了。后来又不知为什么又迁为监察御史。在青黄不接的中间，有《上李尚书书》，李是李实。其中说李实“赤心事上，忧国如家”，末后又以文章十五篇，为谒见之资。不用说，这是因为求差事，不免恭维几句的。后来韩愈撰《顺宗实录》，曾说李实“恃宠强复，不顾文法，是时春夏旱，京畿乏食，实一不以介意，方务聚敛征求，以给进奉。每奏对，辄日：'今年虽旱，而谷甚好。＇由是租税皆不免。人穷至坏屋卖瓦木，贷麦苗以应官。……陵轹公卿已下，随喜怒诬奏迁黜，朝廷畏忌之。咨有诏免畿内逋租，实不行用诏书，征之如初。勇于杀害，人吏不聊生。至谴，市里欢呼，皆袖瓦砾遮道伺之，实由间道获免”。这恐怕才是李实的真面目，和信上所谀，判若两人。这自然是因为真正著述与应用书信的不同而然，可是韩愈往往因耐不住贫贱，就枉尺直寻，虽于整个人格无损，但不免为人所讥了。
在贞元十九年七月，他犹任博士之职，这是由《论今年权停举选状》可以推知的。他的失官恐怕也没有多久。因为他迁为监察御史后，还在继续上疏，论天旱人饥呢。他为人民的疾苦呼吁着，说应该免税：
……上恩虽宏，下困犹甚。至闻有弃子逐妻以求口食，拆屋伐树以纳税钱，寒馁道途，毙踣沟壑。有者皆已输纳，无者徒被追征。臣愚以为此皆群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者也。
臣窃见陛下怜念黎元，同于赤子。至或犯法当戮，犹且宽而宥之，况此无辜之人，岂有知而不救？又京师者，四方之腹心，国家之根本，其百姓实宜倍加忧恤。今瑞雪频降，来年必丰，急之则得少而人伤，缓之则事存而利远。伏乞特敕京兆府，应今年税钱及草粟等在百姓腹内，征未得者，并且停征，容至来年蚕麦，庶得少有存立。
臣至陋至愚，无所知识，受恩思效，有见辄言……
一片恻隐之心，跃然在纸上。韩愈虽每急于求官，为人诟病，但是他得官之后，却总是不计得失，做些事情，这也就够令人敬爱的了。然而这回上疏，不唯未被采纳，反而贬了官。中间作梗的人，也许就是李实等。上次的上书，说不定也是早晓得李实之险诈。不得不敷衍或疏通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