贬在阳山的韩愈，到了只有一年多，顺宗就即位，改元永贞，和韩愈作对的人王叔文等也倒了，这时他三十八岁。
是永贞元年（公元八〇五年）的春天，韩愈遇赦。到了夏秋之交，离开阳山。这时曾在湖南的南部郴县，待命有三月之久。郴县是他到阳山时所经过的，现在是旧地重游。上次经过时，曾认识这里的刺史李伯康。这次李伯康曾赠以纸笔，乃作诗谢之：
题是临池后，分从起草余；
免尖针莫并，茧净雪难如。
莫怪殷勤谢，虞卿正著书。
这里所谓“虞卿正著书”，到底著的什么呢？我推想恐怕就是可称得起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文献的《原道》《原性》《原毁》《原仁》《原鬼》诸文。这是因为他在《上兵部李侍郎书》中，有“谨献旧文一卷，扶树教道，有所明白”等语，只有《原道》等文可以说是具有这种性质的。此书上于永贞元年十二月九日，所以《原道》等文不得作于此后。待命于郴州的三月，既无官职，遭逐后精神又已经收敛潜沉，恰是著书的好时候。在他二十九岁时，张籍曾劝他不要只逞口辩而要著书，他当时还不以为然，认为“化当世莫若口”，又说还没到孔子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的年纪，最好是“请待五六十然后为之”；张籍也不惮烦，曾再加劝勉，他却仍是答以“其为也易，则其传也不远，故余所以不敢也”。但从那时起，他一定受了刺激，要着手论著了。蓄积了这十年左右，所以一等有时间和心情就写出来，也不必管“五六十然后为之”的前言了。
五文之中，《原道》尤其重要。《原道》有《原道》的根本立场，这根本立场是：民族主义和社会本位。因前者，他反对佛，他说：“今也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因后者，他兼反对老。他一则说：
……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古之教者处其一，今之教者处其三；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贾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
这是说社会上的分子就须要生产，不能非工非农非商。二则说：
……古之时，人之害多矣。有圣人者立，然后教之以相生相养之道。为之君，为之师。驱其虫蛇禽兽，而处之中土。寒然后为之衣，饥然后为之食。木处而颠，土处而病也，然后为之宫室。为之工以赡其器用，为之贾以通其有无，为之医药以济其夭死，为之葬埋祭祀以长其恩爱，为之礼以次其先后，为之乐以宣其湮郁，为之政以率其怠倦，为之刑以锄其强梗。相欺也，为之符、玺、斗斛、权衡以信之。相夺也，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为之备，患生而为之防。今其言曰：“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争。”呜呼！其亦不思而已矣。
这是说社会有社会组织，其中各分子有各分子的分工，为生存起见，所以有必需的生存的方式与生存的事项；也必须这样，人类才能和可以居住寒热的“羽毛鳞介”相竞争，也才能不被有“爪牙以争食”者所淘汰，岂可以“清静寂灭”呢？又如何可以“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呢？韩愈这篇文章的最大价值是说明儒家哲学之社会的根据，是发现人类社会之生存的体系机构。最后更以一种人道主义，以救济病态思想的流行：“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其亦庶乎其可也！”设想不能算不周到。
假若社会本位是中国思想的特色时（事实上确如此），韩愈这篇文字无可厚非，而且也确乎可以当“道统”的重任。这也可以说是接触了异域思想后，对于自己的文化传统之觉醒，并对于自己的文化传统的洗刷。宋明的新儒学运动，无论如何要以这为纪程碑。这样看，我认为它是两千年的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文献之一，一点也没有过分。倘若不就大处看，当然不会了解它的价值了（原文见附录一）。
就是单就文章说，论文之中而有唱叹，并兼具整齐与变化之美，不唯是韩愈一人的大文章，也是古文家中数一数二之作。宋朝的石介曾说：“孔子之《易》《春秋》，自圣人以来未有也；吏部《原道》《原性》《原毁》《行难》《对禹问》《佛骨表》《争臣论》，自诸子以来未有也。”也并非过誉。
《原性》也是宋明新儒学的过渡之物。他是从常识上立论，重申孔子性相近之说，后来程朱又分出义理之性、气质之性，那就更精到了。文章的末尾说：“今之言性者异于此，何也？曰：今之言者，杂佛、老而言也；杂佛、老而言也者，奚言而不异！”这种随路攻击的阵法，近人鲁迅颇得其神韵（原文见附录二）。
《原毁》的文字，略有时文气息。要意在：“今之君子则不然，其责人也详，其待己也廉”，“不以圣人待其身，而以圣人望于人”。他指出原因乃在“怠与忌”。他感慨地说：“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呜乎！士之处此世，而望名誉之光，道德之行，难已！”中国就是这样一个充满酸溜溜的老子之徒的世界，韩愈实在感受他们的威胁太大了！就文意看，也一望可知是被贬后之作。这样便更可说明这数文的著作时日是在他三十八岁左右了（原文见附录三）。
《原仁》一文，说明在“日月星辰”之属于天，“草木山川”之属于地之外，“夷狄禽兽”都属于“人”；人乃夷狄禽兽之主，所以“圣人一视而同仁，笃近而举远”。就儒家立场看来，这话是说得过去的，因为儒家既不曾把“仁”推到日月山川上去，也不曾把“仁”限制在“人类”，恰是及于动物界而止。“仁”是做“人”的道理，所以“人”也就相当于动物界了。——不过其中又有远近厚薄而已。
《原鬼》则把万物分析为“有形而无声者，土石是也；有声而无形者，风霆是也；有声与形者，人兽是也；无声与形者，鬼神是也”。下边便又说到鬼神与物怪的不同，鬼神是以无声无形为常的，但是人民做了悖理的事，由于气的相戚，则鬼神可以暂时有形有声，对人民生祸，而终归于无声无形；物怪则不然，也可以有声有形，也可以无形无声，对人民也可为福，也可为祸。在韩愈的意思，鬼神还是理性所范围的，物怪就属于非理性世界了。其实还可再推论人对于鬼神应当敬畏，对于物怪则可顺其自然呢。
总之，这五文是代表着韩愈的宗教哲学（《原鬼》）、形上学（《原仁》）、人生哲学（《原性》）、政治哲学（《原道》）、社会哲学（《原毁》）。所论虽有详略精粗之异，但韩愈的全部哲学（除了文艺理论之外）是统统包括在这里了。
就《原道》中之“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看，似乎讲“荀与扬，大醇而小疵”的《读荀》亦同时作；《读荀》既为这时作（原文见附录四），则《读鹖冠子》《读仪礼》《读墨子》等，亦可能同时作。
他这一年又作有《五箴》，我们虽不敢确定它作于何地，但在郴县待命的三月，倒正是清算自己的最合适的时候。从《五箴》中，很可以看出他过去生活的一斑。先录全文，再加分析：
人患不知其过，既知之不能改，是无勇也。余生三十有八年，发之短者日益白，齿之摇者日益脱，聪明不及于前时，道德日负于初心，其不至于君子而卒为小人也昭昭矣！作五箴以讼其恶云。
余少之时，将求多能，蚤夜以孜孜；余今之时，既饱而嬉，蚤夜以无为。呜呼余乎，其无知乎？君子之弃，而小人之归乎？——“游箴”。
不知言之人，乌可与言？知言之人，默焉而其意已传。幕中之辩，人反以汝为叛；台中之评，人反以汝为倾；汝不惩邪，而呶呶以害其生邪！——“言箴”。
行与义乖，言与法违，后虽无害，汝可以悔；行也无邪，言也无颇，死而不死，汝悔而何？宜悔而休，汝恶曷瘳？宜休而悔，汝善安在？悔不可追，悔不可为；思而斯得，汝则弗思。——“行箴”。
无善而好，不观其道；无悖而恶，不详其故。前之所好，今见其尤；从也为比，舍也为仇。前之所恶，今见其臧；从也为愧，舍也为狂。维仇维比，维狂维愧，于身不祥，于德不义。不义不祥，维恶之大，几如是为，而不颠沛？齿之尚少，庸有不思，今其老矣，不慎胡为！——“好恶箴”。
内不足者，急于人知；霈焉有余，厥闻四驰。今日告汝，知名之法：勿病无闻，病其晔晔。昔者子路，惟恐有闻，赫然千载，德誉愈尊。矜汝文章，负汝言语，乘人不能，掩以自取。汝非其父，汝非其师，不请而教，谁云不欺？欺以贾憎，掩以媒怨，汝曾不寤，以及于难。小人在辱，亦克知悔，及其既宁，终莫能戒，既出汝心，又铭汝前，汝如不顾，祸亦宜然？——“知名箴”。
“幕中之辩”，指在汴州、徐州时；“台中之评”，指在御史任时。他从前的吃亏，就在好说话上。”或虑语言泄，传之落冤仇”，还不是因口舌得祸么？大抵韩愈是偏于狂者一流，从前张籍即已告诫过他说话不要太任性了。他的好恶也是偏极了的，所谓“无善而好，不观其道，无悖而恶，不详其故”，而且一经好恶之后，则后来进退两难了，这是他浪漫性格的一面。“急于人知”的好名脾气，也是真的。但另一方面，韩愈之可爱，却就在他有生气，生命力强，虽小有过失，倒不失为一个活泼泼的人。然而现在是到了他真正成熟期，要步入冷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