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元和六年的秋夏之际，韩愈离开住了五年的东都，又回到京师了。在《酬司门卢四兄云夫院长望秋作》里，说：“归来得便即游览，暂似壮马脱重衔。”简直有解放之感。他在京师，是迁为职方员外郎，这是属于兵部，管边疆事。《石鼓歌》即作于此时。“少陵无人谪仙死，才薄将奈石鼓何”，见出他对李、杜的推崇；“嗟余好古生苦晚，对此涕泪双滂沱。……羲之俗书趁姿媚，数纸尚可博白鹅”，可知他对“帖派”的羲之在鄙夷着。退之的书法，我们所见者不多，但就文章论，他是宁偏于金石之文的碑味的。所以他写了那么些墓志铭，也并非偶然。唐朝颜真卿的字，也是偏于碑的，这或者是一种“时代精神”吧。
很可趣的是，韩愈每每有法律观念。就是他的文章，也有时有韩非气息，《韩辨》即为一例。这时作的《复仇状》为又一例。他说：
……丁宁其义于经，而深没其文于律者，其意将使法吏一断于法，而经术之士得引经而议也。……宜定其制曰：凡有复父仇者，事发，具其事申尚书省，尚书省集议奏闻，酌其宜而处之，则经、律无失其指矣。……
韩愈当职方员外郎不到一年，即元和七年的二月，又当了国子博士，这是他第三次作“大学教授”了。就官阶上说，这是下迁。原因是，华阴令柳涧有罪，以前的刺史已经劾奏过，可是罪没等治，那刺史就罢官而去了，柳涧为报复起见，讽使百姓拦道索军顿役直，这却惹起了后来的刺史对柳涧也讨厌起来了，即治柳涧之狱，贬为房州司马。逢巧韩愈过华阴，以为是刺史们互相维护，于是上疏为柳涧昭雪，经过御史复审，查出柳涧的赃来了，便再把他贬为封溪尉。韩愈又迁为国子博士，就是多管闲事的代价。
韩愈在失望之余，就又幽默起来，作有《石鼎联句》，假托有一个九十多岁的道士轩辕弥明，会捕解曳物，又能作诗，最后用联句的诗才把侯喜、刘师服降服，其中“笼头缩菌蠢，豕腹涨彭亨”，“方当洪炉然，益见小器盈”，都是意在讥讽。其实这道士便是韩愈自己，因为轩辕是韩字的拼音，弥字的意义也和愈字相近。这可以说是韩愈创作的一篇传奇吧。
因为牙病，又作有《赠刘师服》：
羡君齿牙牢且洁，大肉硬饼如刀截。
我今呀豁落者多，所存十馀皆兀臲。
匙抄烂饭稳送之，合口软嚼如牛呞。
妻儿恐我生怅望，盘中不饤栗与梨。
只今年才四十五，后日悬知渐莽卤。
朱颜皓颈讶莫亲，此外诸馀谁更数。
忆昔太公仕进初，口含两齿无赢馀。
虞翻十三比岂少，遂自惋恨形于书。
丈夫命存百无害，谁能点检形骸外。
巨缗东钓倘可期，与子共饱鲸鱼脍。
但更幽默得大方而表现得有个性的，则是有名的《进学解》：
国子先生晨入太学，招诸生立馆下，诲之曰：“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方今圣贤相逢，治具毕张。拔去凶邪，登崇畯良。占小善者率以录，名一艺者无不庸。爬罗剔抉，刮垢磨光。盖有幸而获选，孰云多而不扬？诸生业患不能精，无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无患有司之不公。”
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余哉！弟子事先生，于兹有年矣。先生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先生之业，可谓勤矣。觝排异端，攘斥佛老。补苴罅漏，张皇幽眇。寻坠绪之茫茫，独旁搜而远绍。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先生之于儒，可谓有劳矣。沉浸醲郁，含英咀华；作为文章，其书满家。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先生之于文，可谓闳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学，勇于敢为；长通于方，左右具宜。先生之于为人，可谓成矣。然而公不见信于人，私不见助于友。跋前踬后，动辄得咎，暂为御史，遂窜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见治。命与仇谋，取败几时。冬暖而儿号寒，年丰而妻啼饥。头童齿豁，竟死何裨。不知虑此，而反教人为？”
先生曰：“吁，子来前！夫大木为杗，细木为桷，欂栌、侏儒，椳、闑、扂、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马勃，败鼓之皮，俱收并蓄，待用无遗者，医师之良也。登明选公，杂进巧拙，纡馀为妍，卓荦为杰，校短量长，惟器是适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轲好辩，孔道以明，辙环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守正，大论是弘，逃谗于楚，废死兰陵。是二儒者，吐辞为经，举足为法，绝类离伦，优入圣域，其遇于世何如也？今先生学虽勤而不繇其统，言虽多而不要其中，文虽奇而不济于用，行虽修而不显于众。犹且月费俸钱，岁靡廪粟；子不知耕，妇不知织；乘马从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役役，窥陈编以盗窃。然而圣主不加诛，宰臣不见斥，兹非其幸欤？动而得谤，名亦随之。投闲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财贿之有亡，计班资之崇庳，忘己量之所称，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谓诘匠氏之不以杙为楹，而訾医师以昌阳引年，欲进其豨苓也。
这是像《送穷文》似的，把他的学力和人格又表现了一遍了，但却表现得好！
他作此文，本以自娱，但却有了好的反响。当时的宰相武元衡、李吉甫、李绛看了后，很抱同情，于是在元和八年的三月二十三日（四十六岁），把他改为比部郎中史馆修撰了。比部仿佛现在的审计部，史馆修撰是因为他有史才。
不过韩愈知道史官是难做的，尤其在那时，政治环境非常复杂，更不易下笔，所以在《答刘秀才论史书》中说:“夫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岂可不畏惧而轻为之哉？”我想韩愈却并不是真正畏祸，实在因为就是写出来，也容易为人改动，反而不能存真。他确是有先见的，后来所撰的《顺宗实录》，还不是经好几人之手改添过么？所撰的《平淮西碑》，还不是被人磨掉了么？《毛颖传》的滑稽文（可以比美《进学解》），也似在此时作。他给“笔”写个传，仿佛现在所谓童话，用意也许在史笔之未得施展吧（原文附录一四）。
第二年（即元和九年，韩愈年四十七岁）的九月，他的好朋友孟郊死了！原来孟郊大韩愈十七岁，死时六十四岁。他约同张籍去哭吊，又作《贞曜先生墓志铭》。联句赋诗的乐趣，是减少一大半了！十月，转为考功郎中。考功属吏部，仿佛现在的人事司似的。仍任史馆修撰。十二月，开始掌制诰。他掌制诰有一年多，但现在只存有《除崔群户部侍郎制》一文，现在录下，以代表他应用文字的一斑：
勅：地官之职，邦教是先；必选国华，以从人望，具官崔群，体道履仁，外和内敏，清而容物，善不近名。从容礼乐之间，特达珪璋之表。比参密命，弘盆既多；及贰仪曹，升擢唯允。迈兹令德，蔼然休声。选贤与能，于今唯重，择才均赋，自古尤难；往慎乃司，以服嘉命。可！
元和十年（他四十八岁了），进《顺宗实录》。这一年六月，宰相武元衡被刺死，御史中丞裴度被刺伤，都是镇州节度使王承宗主使的，朝廷里起初不敢捉贼，捉到了，又不立即给赏，韩愈遂《论捕贼行赏表》，说号令不可不信，这是韩愈之法家精神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