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是中国过去人文教育成功的一个例证。中国过去人文教育的最大特色是：一方面讲美，一方面讲用。前者的成就为诗人，后者的成就为治世之才。中国人在过去凡在传统的人文教育中培养得成功者，往往兼之，韩愈便是最佳的一例。他很有个性，很有感情，但同时也很能洞达实际社会情况，能善为应付；他一方面既热心国家社会的事业，但另方面也不委屈自己的进退。这传统应该说自孔子始。古文家之“古”，也无非以孔子为理想，但真正做到的太少了，韩愈却已是多少具体而微的。
我说他是中国过去人文教育成功的一个例证，这特别见之于平淮西一役。事情是这样的：彰义军节度使吴少阳在元和九年死了，他的儿子吴元济擅自树立，宪宗就想讨伐他。于是第二年即派御史中丞裴度去调查，他也说该用兵。可是因为蔡州不用廷命已经五十年，传过三姓四将了，宰相们便都怕事。这时（元和十一年正月）韩愈已改为中书舍人，便也上书论淮西事，他在主张用兵上却更为积极，他说：“以三小州残弊困剧之余，而当天下之全力，其破败可立而待也。然未可知者，在陛下断与不断耳。……陛下持之不坚，半途而罢，伤威损费，为弊必深，所以要先决于心。……传曰：断而后行，鬼神避之。迟疑不断，未有能成其事者也。”他不但有理论，而且有做法，下面即条举数事，如利用民间武力，大军可分四路，在可入时便四道一时俱入，在不可入时则以逸待劳；对迫协的叛兵，则主宽大；对淄青、恒冀两道的兵，则主分化，不能想速效，不能惜小费等，都非常细审。然而因此却与执政者之懦弱相违了，遂降为太子右庶子。
直到元和十二年（韩愈五十岁），真正对淮西用兵了，裴度以宰相节度彰义军，并奏愈为行军司马，才按照他前年所条陈的计划而从事着。他们一出潼关，韩愈又请先到开封，说服宣武节度使韩弘，请他出力。同时韩愈又看出蔡州的精兵已经分散到边界上去了，认为可用三千人前去夺城，则可擒得吴元济。谁知裴度还没来得及这样做，唐邓随节度使李愬却也看出这一着来了，遂先入蔡州，成了首功。
回到朝廷时，韩愈因功迁为刑部侍郎。现在的官相当大了，就仿佛一个司法部的次长。当时宪宗又命韩愈撰《平淮西碑》，碑中很推崇裴度发纵指使之功，李愬却因此不平起来了，他的妻子又是唐安公主。常出入朝中，就诉说碑文不真实。结果碑文便又被磨掉了，由段文昌受命重撰。
《平淮西碑》是有数的庙堂文学中的佳构，后来文人都很推崇。李商隐《读韩碑》最有名，其中便说：“点窜尧典舜典字，涂改清庙生民诗。……公之斯文若元气，先时已入人肝脾。汤盘孔鼎有述作，今无其器存其词”。苏东坡《临江驿小诗》也说：“淮西功业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载断碑人脍炙，不知世有段文昌！”碑虽磨了，但在后人心上的碑却反而不朽了（原文见附录一三）。
在平淮西时，他又作有《与柳中丞书》二则，柳中丞为柳公绰，柳公绰也是文人，他以文人而带兵助战，却每战必胜，第一封信便是予以鼓励的，第二封信则向他建议征兵不如召募。在河南行军时，他那同窜湘、粤的好友张署死了，他又作有《祭河南张员外文》（原文见附录一〇），并《唐故河南令张君墓志铭》。前者乃是他祭文中有情感并有真实生活者之代表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