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通说
克氏对战略战术定义如次：
战术者，于战斗间，运用兵力之学术也。战略者，为达战争目的，关于多数战斗应用之学术也。
阐明其意，即：战略及决定战争行为之目标，以适应于战争之目的，依此策立作战计划，并指导其实行。换言之，即：战略者，预定某时达某地，使用某兵力以实行战斗。战术，乃对战略所决定之战斗，运用其兵力也。
战术上之手段，为训练兵力，以适应乎战斗；而其目标，即在胜利。战略上之手段，为胜利，即为战术的效果也。而最后之战术的效果（注一），乃战略上之目的。故在战术，其手段为兵力，其目的为胜利（注二）战术手段，为固定的，可选择一定之原则；而战略手段，为求胜利，故非有绝对之把握，自难获得一定之原则与法则。克氏尝谓：“战略与理论，仅得明各个战略作业，及其相互之关系，并示二三之原则与规则”云云。总之，依克氏之见解，战术行动，可得一定之规范，而战略行动，虽有二三之主要原则，但强半全赖将帅之个性，方克成功也。
（注一）所谓最后战术之效果，即最后胜利，即可招致和平也。
（注二）胜利之形式，原依战斗之目的而变化。
第二节 战略
第一款 概论
克氏之战争论，实反对前此物质的及形式的战略论，而创设饱含精神的要素之战略论，是其特征。故总括全篇，可视为战略理论之研究。且克氏由此理论，演译为简单之原则；盖战争，其原则虽最简单，其实行已感困难，故一切手段，均宜力求施行确实，不容稍涉繁难。“大凡复什之作战，常起龃龉，而终于失败”一语，乃克氏叮咛恳切言之者也，是亦与已往理论不同者。以故克氏对战略本质事项，惟注意乎最重之三点，即优势之确保，攻势与守势，军之集结与分割是也。兹分款述之如次。
第二款 优势之确保
克氏视兵数之优势，为战胜之重大要素，居战略原则第一要义，彼所郑重言之者即：
务必以强大之兵力开战。
决战点应集中最大之兵力。
原以克氏深明对敌占绝对优势，乃战略上之最上乘，对此苟缺努力，实自召战败之第一原因。国家因平时兵备所尝之痛苦，当依战胜而解除之，是乃—时的无须深忧者，此种苦痛较之战败之苦痛，微乎其微，尤以因兵备之较敌优越，得使国民泰然自若，且起必胜之信念，个中实含有无限之价值。
苟我兵力不能占绝对的优势，则当依兵力之巧妙运用，于决战点作成相对的优势，更为期确实起见，他方面却有不利，亦所不恤，盖主决战场之胜利，可以弥盖一切也。
战略之最大危险，为战略之逐次击破。所谓战略者，即战力不陷于逐次使用之弊，而努力要求其同时使用也。换言之，即一切之战力，须参加主决战，以期获得战术的效果。临主决战之期，而犹妄控兵力为战略预备等之迂策，在所必戒。
总之，在战略，要求“兵力之同时使用”；战术，则当“取纵长区分，将兵力逐次使用”，其意即：战术须控置强大之预备兵力也（参照后段战术之部）。此为克氏对战略与战术主要不同之点。
克氏又以获得优势之基础在：1.正当判断敌情；2.具有一时敢以劣势之兵力，对抗优势之冒险性；3.有强行军之气力；4.能发挥奇袭与担当危险之伟大精神，就中尤以运动之迅速与奇袭，特为重要。如亚历山大，汉尼巴，凯萨，塔斯华道夫，斐得力大王，拿破仑等赫赫之战胜，全依其迅速之行动，而占得局部的优势之结果也。
第三款 攻势与守势
克氏对于攻势与防御二形式之相互关系，虽有极明显之分划，乃其大创造所在，故研究克氏战争论者，对此不容淡漠视之。彼所论十分绵密，兹移述其根本思想之大较，以概其余。
无为者，无效果之代名词也。效果与危险，常相因而生，战争实形式力学之法则，即欲得大效果，当冒大危险，欲确定压倒歼灭敌人之政略的大目的，于军事上亦当努力以求获得此最大效果之方。换言之，即不可不树立积极的攻略之目的也（即攻势也）。反之，苟仅图免敌之歼灭而战者，则不必汲汲于军事之效果，换言之，即于军事上仅须消极之目的足矣（但求保持而已，即防御也）。此种积极的目的所需之努力，即为歼灭的行为；消极目的所需之努力，乃为待机；此即克氏关于攻势与守势原则之立脚点也。
攻势之特质，在进而求决战；守势之特质，在止以待敌。故守者自当以攻势之利让攻者，而攻者享有奇袭之利，依是可得决定的胜利。此种胜利于战略上为尤大，盖已行之战略开进，较之战术行动，改正甚难也。且攻者占主动之地位，使敌完全追随我之行动，守者因攻者之奇袭，往往失其常度，致并防御之利，亦弗克收得，过早放弃其待机之利益，是皆攻者所具精神的大利点也。
虽然，攻者实有物质之不利存焉，即因攻势作战之进步，致后方连络线延长，而对要塞之攻围，侧背之掩护等，更须多大兵力。又因战斗所起之损伤，疾病所致之消耗，其攻势往往因之逐次减杀，故攻势含有所谓“极点”者，若超过此“极点”，则攻者失却优势，而守者逐次获得优势。惟此“极点”之认识，极为困难，尤以敌情不明，一切之判断，惟有委诸想象。以故往往有已超过此“极点”，犹继续攻势者，致犯重大之过失。苟此际防者若能看破敌之超越其攻势之“极点”，而加反击，则攻防之形势，将转变其位置，而攻者变为防者，胜者变为败者（注一）。
守势与攻势所具之利害，在相反地位，然守势亦不可谓全属待受状态，即最属被动之守者，亦当有攻击之动作，绝非纯然坐而受攻者也。原来防御，必与攻势动作连系以求决战，或迳变为“以歼灭敌人目的之作战”，其最大之利点，为攻势之时期与地点，可自加选定。又防御因处于“坐待之态势"，故敌之行动，又作某程度判断之后，而定自己之行动。此似为防者之不利，其实未必然，盖攻者所谓之“主动地位”，其利益惟在乎奇袭，始显其价值，若不能行奇袭，则反觉不利也。又防者逐次退避于后方，待敌之攻势力超过其“极点”后，加以反击，其利益自属甚伟。总之守势之利点，实发生于一时让敌以先制，而行待机，其利益之主要条件，在乎反击，至于反击之机会，概生于下列之场合：
1.敌军出现于国境之场合；
2.敌军出现于我阵地前之场合；
3.使敌攻击我阵地，而在经过中之场合；
4.诱敌深入我国土之场合。
此种反击，乃防御最光辉之点，无反击之防御，非真防御。以故防御之要素存乎待机与反击也。总之，守势之极点，为转移攻势，攻势已达其目的，或超过攻势之极点，则转为守势，有时因而致于和平，故守者须常准备转移攻势，而着意于攻者转为守势时之处置。
至是有一疑问，即“攻者若失却优势，将转为守势，是则当享有守势之利益；而原来之守者，即转为攻势，亦未能得何等之利益，守非仅为地位之转换也？”克氏对此之解析为：“守者之利益，在乎土地之利用，筑城之完备，人民之援助，待机之保存。至于攻者转为守势之场合，对于土地之利用，其希望甚微；尤以攻者所取守势，尚存有攻势的精神，守者则抢守势的精神，以待之者，两者实有根本的差异。”对于守者攻势转移之猛威，于攻守之转换，对攻防两者，唤起甚深之注意。
克氏对于攻者所需多大之兵力，因其前进而生起兵力消耗等之不利，与守者因待机与利用地形等所享受之利益，加以较量，作如下之论断：
攻击乃具有积极的目的之薄弱形式，防御则具有消极目的之强固形式。
此种论断，古来多有反对之者，即德国亦反对其过于轻视攻击之精神（注二）。顾克氏对此之辩驳，至为简单，彼谓：“防御若无强固之形式，则自来当无选定之者，而战争舍攻击无二矣。”是亦持之有故也。盖攻击果为强固之形式，防御为薄弱之形式，则兵力劣势之场合，亦不可不采攻击矣。虽然，攻势与守势，皆以获得胜利为依归，不能妄加轩轾。古来胜利，多归诸攻者，原因实别有在，初非攻防两形式有得失于其间也。盖守者原来为守势，固自知其劣势，精神上自较萎靡也。然则攻防之选定，究以何为基准乎？依克氏之见解，攻势形式虽日薄弱，但自信其兵力足以胜敌时，则须极力选定积极的目的，换言之，即当以攻击为宜。其负有消积极任务者，为享受强固之形式之利益计，当取守势。然尚有一种特例，即取待机而绝无利益之场合，则当敢行攻击，譬如国情不利，若时日愈迁延，其不利愈增大之场合，为免将来不致以更劣势之兵力作战之害计，须速求决战（注三）。
克氏对攻势守势之学理，当时全为独创之见解，彼解析防御为待机与反击之结合体，而附之以积极的意义，对于十九世所盛行之“攻击万能主义”，大加非难。吾人考欧洲大战，战略攻势，概归失败;而战略攻势防御，多见成功，是克氏之学说，于今弥有大价值存焉。
（注一）欧洲大战麻伦会战，德军即犯已超越攻势之极点，而仍行攻击之过失，是乃最适切之例证也。
（注二）哥尔志氏所著之国民皆兵论，即作此反对也。
（注三）日俄战争之日军，即其例也。
第四款 军之集结与分割
克氏对兵力之使用，谓：“布包围线之战斗，其为有利，理之甚明，而为战术上所希求者也。”顾彼更以兵力须时间的与地域的集结，为战略上最上之任务，故对兵力之分离，甚为嫌忌，彼云：
“包围运动，不可不具战术的性质，盖会战间，攻者若用兵力之一部，行战略的包围运动时（注一），则无异于将兵力作无效之消费。战略的包围运动，惟在其他兵力的充分实行战斗时，方可以用之。”
是彼深戒战略运动之兵力分离使用，而以依兵力之集结与运动之迅速，对敌之重点，加以打击，为作战计划之基础。彼又谓：“从数方面攻击敌之一部队之场合，其攻击成功与否，与被攻击部队之兵数，成反比例。如被攻击部队寡小，则击破甚为容易；若有一军团上下之兵力时，则其抵抗力已大，对一方面有起反击之余裕：若为一军，则更有将数方面分离之敌各个击破之力；若在战略使用之大部队，则益使各个击破之能力强盛。”彼对斐得力大王及拿翁内线作战之成效，研究所得，深以兵力分割，实与敌以内线作战之机会，观下述之言，可知彼对内线作战之利，推奖之甚也。
“‘向敌势力之重点，使用我之全力'之原则，必须遵守，除依次等作战可得非常之利益外，不可违反。纵在次等作战，有十分利益之场合，其所分离之兵力，亦当以不使主决战场起危险为度。”彼又云：
“攻者以刚健之意思，企图决战之间，对于背后不可使起危险，盖攻者来势甚猛烈，守者不遑于覆灭攻者之作战也。”是盖谓：除注意于侧背之掩护外，当不使兵力分离，而举全力向一方面活动也。
然克氏谓：“一面兵力分割或分离，诚有至当之场合。”（参照以下战争计划章）是彼对兵力分割，并非绝对排斥者，要在能予敌以决胜的打击耳。故但取合乎简单，直率，且有条理之方途为有利也。兵力分离，若能成功，其效果甚伟大，是乃克氏对一八一三年秋，来不即希会战亲得之经验也。故克氏就兵力集结之原则，与指挥之容易之立场，似稍有偏重于内线作战之倾向；但危险与效果相并行，所谓力学的法则，亦足以支配作战线之关系，是亦彼未曾忽视者也。故彼结论谓：
“对一般目标，将兵力行集中的作战时，有被集结之敌各个击破之危险；但一旦能成功时，则可加敌以歼灭的打击。反之，集结兵力行内线作战时，虽有各个击破敌人之利，但其效果，未能有决定之把握。”
（注一）即极大规模包围动作，于时间一须较大，于空间上须较辽远，始能收到效果也。
第五款 战术
战术因兵器器材之进步而有变迁，以故当克氏时代之战术，至今日，自不免更革，然其间紧要诸原则，已成为一般之常识，牢不可破，兹举其战术之根本思想，藉与彼之战略思想互相比证。
克氏战术之立论，为关于战斗之根本研究，由此演绎而确立战术各种原则，此种原则，概从拿翁实施之会战䌷绎而来者，可谓多属于经验之产物，而非空凭思考，观其说明中，往往历举其自身体验之战斗，可以见之也。
克氏分战斗法为火战与白刃战，火战为坏灭行为之基础，白刃战为决胜行为之基础，而坏灭行为，与决胜行为，在小部队时，有单纯火战之白刃战之界限，部队愈大时，则愈复杂，两者之区分，仅能依其性质，于时间上不能作截然之区别。坏灭行为，可与敌以有形的损害（注一），与肉体的精神的疲敝，兵团愈大，对于加以有形的损害尤为必要，盖兵团愈大，指挥官及于部下之精神的感应甚微也。两军之精神的价值之差异，仅限于本来所具有国民精神之差异，而彼此军之精神的价值，概相平等，且对于大兵团欲收坏灭行为之成果，须长久之时间，故在此时间，可恢复肉体的精神的之疲敝，反之，若能与以甚大之有形的损害，则军队之建制破坏，秩序紊乱，其结果即生存者，亦使精神的疲敝臻于极点（注二）。由是观之，坏灭行为，不特可加敌有形的损害，即从参加战斗之事实而言，亦能成立，故坏灭行为，即火战间，为防有形的损害及肉体的精神疲敝计，只可使用较敌少数之兵力，是为至要!克氏以“挽近会战之性质”为主题，描写坏灭行为进展之状态如次：
两军将兵团配置为纵深横广，使一部展开，以行火战，此际生个个之小冲突，或骑兵之袭击，于是屡进屡退，第一线火力渐致消衰，至仅能保其余喘时，更补充其未用之兵力，如此会战有如含有湿气之火药缓缓燃烧。
上之所述，加以诠析，即：指挥官务努力迅速使敌用尽其预备队，而自己则极力控制其新锐兵力，是克罗则维兹称为兵力之经济原则。
决胜行为者，促敌生退却决心之行为也。其原因实有多种，因坏灭行为所起小不利之累积，遂生退却之决心时，原无须特别之决胜行为，但通常彼我均有小不利之累积，两者保持均衡，而向决胜进行，最后则依特别之冲击，而决胜负，此最后之特别冲击，即为决胜行为，故坏灭行为间，须极力保持新锐之预备队，俾最后之时期，能存有伟大之冲击力；换言之，即战斗须继续与否之决心，依双方新锐预备队之比较数而决定之者。
在坏灭行为间，彼我之损害通常无大差异，胜者与敌甚大损害之时机，乃在败者开始退却之后，故欲使决胜行为增大其价值，务必攻击敌之侧背，突进敌之退路。又战斗指挥之本能，在使自己之背后安全，而冲破敌之背后，大凡背后受敌威胁者，其所蒙精神的感动极大，故往往因背后受威胁，即未遭最后之特别冲击，亦致决心退却者，于是攻者若图威胁敌之背后，防者自必讲对应之方，而攻防两者，以纵长区分为必要，预备队之控置，更须增大，是与战略不同者也。
总之，坏灭行为，乃决胜行为之准备，决胜行为乃其收获，而坏灭行为，当以兵力之经济为主服，决胜行为，则当以数之优越为前提，坏灭行为须冷静而坚忍不拔，决胜行为则须勇敢而热烈。
克氏研究战斗之本质，分为坏灭行为与决战行为，依之而讲兵力之经济、威胁敌背后之理论，确定重点之构成、纵长区分（注三）、包围、奇袭等各种之原则。
（注一）有形的损害如死伤及俘虏等是也。
（注二）克氏谓生存者，自信已尽其任务，一旦既脱出危险，则往往不欲立即再参加战斗，又依一次之战斗，其本能的战斗欲已满足，自此以往，即沮丧其勇气云。
（注三）意谓兵力区分为第一线与第二线而应期逐渐使用也。